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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真实历史:《色·戒》背后的孤岛与易先生们

2007-11-29 16:19:00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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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在那样的年代里,对所谓‘忠奸’,难道不该留一点人性的空隙吗,不管是易先生还是丁先生,是张爱玲还是胡兰成?”(龙应台)

  本刊记者/孙冉

  1947年6月10日,作家张爱玲写信给胡兰成,两人正式分手。她写道,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1955年,作家客居异乡,晚年除了回忆只剩凄凉。24年后,她发表了《色,戒》,一个胡兰成曾经讲给她的故事,当年这个故事颇具传奇,有关暗杀和情色。但晚年的张,却在其中又回味出了一种感情。

  小说里,王佳芝款款走上牌桌,在那个孤岛岁月,她用自己的一生干了一件任何人想都不敢想的事,这个事竟然与政治无关,讲的只是感情。

  故事发生在一个极度紧张的社会,一寸山河一寸血。在这个背景下,如果女青年不讲政治,只关心感情,那就是醉生梦死、自我麻痹或者套用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

  所以,她让王佳芝这个女人到最后心里矛盾到极致,“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与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感情。”

  又20年,作家撒手人寰,骨灰归海。带走了爱与不爱的悬念。

  在《色,戒》里,王佳芝把阴道献给了理想,把生命留给了爱情。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张爱玲笔下孤岛社会的冰山一角。现实永远比小说精彩,或者是更残酷,当时的社会也许并非我们如今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

  上海的孤岛岁月

  《色·戒》里,王佳芝坐在凯司令咖啡厅,手里端着一杯咖啡,心里想到,“今天要是不成功,可真不能再在易家住下去了,这些太太们在旁边虎视眈眈的。也许应当一搭上他就找个什么借口搬出来,他可以拨个公寓给她住,上两次就是在公寓见面,两次地方不同,都是英美人的房子,主人进了集中营。”

  这个时候日本兵已经进入了租界,关押了侨民,这座孤岛城市的畸形短暂繁荣被打破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以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立即宣布中立,这两个位于上海繁华中心区的地段,俨然成了战时人们的避难所。一直到1941年12月,为期4年零1个月的孤岛上海犹如战时的卡萨布兰卡和里斯本,有着自己的末日狂欢。

  仅“八一三事变”这天就有6万余市民涌进租界,这其中有外侨和中国的殷实家庭,也有来自江浙的大户人家,更多的是来自日军轰炸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用板车或老虎车,或直接肩挑背负,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进了租界。到了9月,租界人口迅速增长到300万左右。

  原本因为战争而经济衰退的上海,在租界内却因为资金的大量涌入,再度繁荣起来。旅馆业、餐饮业和娱乐业极为火爆,舞厅,咖啡馆,色情场所,电影院,人群川流不息,好莱坞的最新片子很快能看到,最高档的法国化妆品也可以享受得起。另外大量的游资和物资的集中,租界逐渐成为集中的采购点,周围地区如抗日阵营的急需物品及设备都在此进货。

  就这样,上海租界与外面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孤岛”上海之名由此而来。

  但是由于“孤岛”的前途大家都难以预料,哪天日本人打进来,日美到底怎么样,都有各种猜测。租界内鱼龙混杂,暗杀成了很普遍的事情,身边的人莫名其妙就消失了,人人都活得很小心。同时,也有一种末日不远的麻木感,在“孤岛”的日子,更多的是个人生活萎靡和醉生梦死,在人们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不知哪天早上东洋鬼子就开进来了”,是当时最常见的一句。“孤岛”的社会心理:充满投机,浮躁,奢靡,混乱。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意味着“孤岛”上海时代的结束,日军开始进入租界疯狂掠夺。对这一天日本人早以觊觎多时,上海的军事价值并不大,虽然外资和中资都在转移,但还是具有巨大的财富。

  “孤岛”的风光不再,日本人控制用电量,限量供米,限制私人汽车,举办市内物资登记。租界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遣送难民回乡,但他们早已无家可归。严冬时分,饿死冻死的人随街可见。

  日本人的疯狂掠夺即刻投入到战争的补给中:光棉布就倾吞了30万匹,因为日本不产棉花,棉花主要靠中国进口,和中国打仗后经济封锁,只能将废布收回做成更生布给士兵做军服。那种布质量极差,稍使力就会被拉破。还有有色金属,当年日本的飞机都是木壳机身,只有机头是铁的,他们把上海所有公交车站的站牌都摘下来换上塑料的,再用废铁去造军火。到了抗战后期,只有市中心几条基本线路有公交车,卡车都被搜刮走去打仗了,脚踏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上海的人力车业再次繁荣起来。

  在钱币流通上,日本人也开始了毁灭式的掠夺。1938年初就开始发行军票,所谓三无货币——没有发行银行和发行准备,粗糙到编号水印都没有。日军打到什么地方就拿军票进行掠夺式购买。日本军费就是靠军票维持,后来觉得军票不行,又发行伪币,所谓“中储卷”。后来归还租界,还搞了个伪币回收军票,不说军票废除,还拿中储卷来回收,进行再一次掠夺,这就造成了华东地区经济的大破坏,惊人的通货膨胀。

  上海经济繁荣的高峰期是在30年代初,也就是那时奠定了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中国的银行在上海法币资金大量流动,国民党的势力也在此,所以大量外资银行也在此,汇丰银行当年在香港的资金总额还不到上海的几分之一。金融中心促使工商业发展起来,国货品牌在和外资竞争,品牌意识浓厚。

  孤岛时期的畸形繁荣并不能超过30年代初的鼎盛,因为资金在流失,英美在不断撤资,欧洲形势很紧张,大概只有五六亿法币的资金平衡总量。而之前汇丰一家在上海就有8亿银元(在法币还不通行的时候使用银元)。

  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就这么被日本人破坏了,抗战胜利后英美资金忙于本土恢复,中国自己的资金消耗掉了,民营银行被搞垮了。战后上海经济资本达不到战前的六分之一。

  而上海全面沦陷后,孤岛时期还有文人顽强支撑的抗日力量几乎绝迹。日本人加强了文化控制,进租界当天就接收了各大报馆、电台、书局;并销毁抗日图书,禁唱爱国歌曲,随时有权力冲进剧场和影院搜查。

  此时汉奸文化却空前高涨,各种亲日活动层出不迭。社会悲观情绪与汉奸的泛滥,使得社会价值观混乱,时代把政治选择摆在了每个人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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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上的易先生们

  1938年,易先生夫妇俩跟着汪精卫从重庆出来,在香港耽搁了些时日。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已经在河内被暗杀了,所以在香港都深居简出。

  这是电影《色·戒》开场的背景,电影里没有交代确切的年代。跟汪精卫的人曾仲鸣,是汪的秘书,和汪亦师亦友。

  1938年12月,曾仲鸣以秘书的身份随汪精卫、陈璧君逃离重庆,取道昆明,于次日飞抵河内,走上了汉奸之路。

  蒋介石对汪的出走极端恼怒,在宣布开除其党籍的同时,派出大批特务潜人河内,准备暗杀,其中就有军统头子戴笠。

  次年3月20日,7名军统特务逾墙冲入预先侦知的汪精卫住所,凭借手电光,见房内有一男一女,以为是汪精卫夫妇,即开枪猛扫,然后仓惶逃离。殊料,房间里的一对竟是曾仲鸣和他的妻子。

  王佳芝在香港遇到易先生时应该是1939年,正是汪伪政府成立前夕。小说里,正值炎夏,易太太抱怨抗战后方与沦陷区都缺货,到了香港这里成了购物的天堂。

  那时的上海已沦陷,蒋介石迁都重庆。他将抗日希望寄托在国际援助上,在国内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从华北到华中,日本的侵华政策已转向“以华治华,以战养战”。因为中国人太多,且人才济济,不是他们能直接掌控得住的。于是想扶植一个汉奸傀儡政权,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当在满洲国和华北都建立了伪政权后,上海成为他们重点网罗对象。

  1937年12月,这个沦陷地成立了第一个汉奸政权——上海大道市政府,市长叫苏锡文,政权的骨干人员以留日华人和台湾人为主。这些外来人,不熟悉上海地头的情况,因此在当地影响很小,也没搞出什么政绩。

  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开始考虑拉拢在中国有影响的人来主政上海。于是第二个政权诞生,新政府以北洋政府一些下台的政客为主,在上海摇身一变成了商会名流,领衔的是一个文化商人,叫傅筱庵。

  文化人不善权术,日本人还在不断地寻找代理人。

  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与蒋介石矛盾重重的一些国民党高官。日本特务组织梅机关首先扶持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在上海成立特务队伍,又拉拢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些人逃离重庆,并签下密约。后将这两队人马合流,也就是后来的汪伪政权。

  伪政权的成员龙蛇混杂,既有北洋派的旧军阀、旧官僚,也有国民党的新军阀、新官僚,还有上海的黑社会,如“青帮”“洪帮分子”,以及各类社会渣滓、大大小小的社会名人、一些不大被人提起的闲杂人等。

  而这其中不乏大量在抗战初期坚定的抗日派,曾是少年爱国壮士的汪精卫首当其冲。当时国人皆记得,汪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举。即使在1935年,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当看到已经沦陷的东三省运动员时,汪也不禁当场落泪。

  汪精卫少年成名,不识愁滋味,但人到中年以后开始流泪无数。起先,日本人侵占中国,汪哭的是党国;到了后来,汪流泪皆是为了自己。1940年,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在举行仪式的节骨眼上,汪精卫捶胸顿足,痛哭流涕。这时的他,已经看到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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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的转折,很多专家分析,是汪经历了淞沪会战后的彻底失落。淞沪会战持续80天每天伤亡一万人,当他看到中国几十年培养的新式精锐,在日军跟前一溃千里的时候,他确定了自己对抗战胜利无望的认识。另外,作为孙中山后国民党内最具威望的接班人,才貌皆出众的汪自然不服蒋。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的人,在日本人的和平诱降前,他选择了用这种方式做老大。

  而在日本,对于汪精卫的作用始终都是两种意见。一是利用汪可以达到瓦解中国,以华治华的目的。另一种意见是,汪从来都不是一个实力派,他和蒋不一样,手里没有兵权。

  汪和日本人谈判的时候,起先口气很硬,比如他说将来广东的军人会支持他,云南的军人也会支持他。但到了最后,没有一个实力派的军人跟他做汉奸。日本人也因此看到了他的实力。日本人真正想谈判的对象还是蒋介石。他们一方面扶植汪精卫,一方面在和蒋介石谈。这个局面越到最后越明显。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期望单独解决中国问题,希望和蒋单方面谈判,脱离英美。而事实上,回头看蒋也无法左右局势,除了蒋还有八路军、还有主战派冯玉祥等人。

  汪一开始和日本人谈判时候的想法也是很理想的,无奈日本人没有诚心。直至后来汪精卫被日本人抛弃。但汪毕竟是经过日本扶持的政权,还得利用他统治华东占领区,所以日对汪精卫的态度不冷不淡,连汪自己都感觉如坐针毡。

  自从1938年汪投敌之后,他事实上没有办成一件事情。连政府的旗帜自己都做不了主。汪伪政府从上到下,都有日本军的参谋作为联络官,有最高军事顾问和政治顾问。

  汪所谓争取的曲线救国的理想,最终一个都未达到。租界收回后,实际的权力还是在日本人手里。

  1944年,汪带着遗憾客死日本,直到临终,他都不忘和谈。第二年,抗日战争胜利,这时距离他1935年遇刺,刚好10年。当时有医生就曾说,汪顶多只能再活10年,也许是听了医生的话,汪精卫把自己的余生当作了政治的赌注。

  易先生们的下场

  电影《色·戒》进入到床戏,易先生和王佳芝从起初的征服到后来的极尽缠绵。在那一刻,电影里充分呈现了两人对自己、对命运的态度:易先生对战事早有坏的预感,知道自己前途堪虞。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气焰高涨,汪伪汉奸们却在一起抱头痛哭。因为当年他们决定下水,是万万没想到日本人敢与英美开战的。

  3

  这些汉奸都抱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和美国人不打,战后的中国还是三分天下,亲日、亲美、亲苏。而日本人和美国人一打,是绝对没有赢的可能。他们在中国这个位置上,看得比日本军国主义者清楚的多。

  一直以来,虽然外界舆论把他们骂为汉奸,但他们自己并不承认,始终以“和平分子”等称号自居。而如今,日本战败后再没有亲日派这一说,个人的未来付之东流,他们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

  李士群是汪伪政府中比较有自己想法的人,他当时站出来当面批评日本人的太平洋政策,又说日本人辜负了汪精卫,这让日本人记恨在心,下定决心除掉他,最终在1943年毒死了李士群。

  李(士群)丁(默村)两人一直争权,丁在生活上被郑萍茹事件闹得焦头烂额,主动放弃了76号的工作。所以76号公寓的后期把握实权人物实际是李,他一死,76号公寓日益走下坡路,开始土崩瓦解。

  日本人杀李士群,汪心里是有数的。

  而汪伪汉奸们也从李的死多少看到了自己的下场,加上日本败局逐渐明朗,大家开始纷纷为自己寻找退路。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开始陆续派一些特工到上海和南京来抢占地盘。蒋也知道当时在上海、江浙一带,新四军的影响可能要比他大,所以他派戴笠来这里接管。

  台湾学者龙应台在一篇对丁默村后期命运的分析文章中提到,1941年,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村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陈立夫“策反”成功,往后的几年,丁默村私底下,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当与国民党顺利交接上海,周佛海这些人满心欢喜准备邀功,却没想到他们一回重庆,就被军统给逮捕了。国民党惩办汉奸因人而异,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公平性值得商榷。

  龙应台在《陈立夫回忆录》中发现,最终判这些人死刑的,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这也是这些试图在变幻的政局中谋得喘息机会的投机分子最大的命运悲剧:丁默村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顺便游览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潘汉年曾对李士群说,搞特工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结果真应验了。李士群到抗日末期,既和重庆那边有着联系,又以早年是中共叛徒的身份与在上海开展情报工作的潘汉年有了联系。他是脚踏三只船,希望将来无论谁执政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没想到自己落在了日本人手里。

  另外,国民党对于汪伪军有军事实力的人,都采取收编的办法,有武装的都没有杀。但后来蒋介石安排这些人去打国内战争,大多充当了炮灰,有些在交战中投降了共产党。而剩下的一些人国民党也没带他们去台湾,全留在大陆,相继死在监狱或医院里,周佛海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都是这个下场。

  其实纵观这些汉奸,又有哪些有好下场?先是被日本人利用,后又被国民党利用。抗战前遭受民族主义的暗杀,抗战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审判。一旦选择走这条路,结局只有打击,打击,再打击。

  而一些在汪伪政权里比较边缘的官员,到后来却为自己奔出了意外的幸福前程。

  (感谢上海档案馆的陈正卿,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石源华,中国文史出版社的杨玉文对此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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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ase 本文来源:中国新闻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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