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鹏,男,63岁,原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专职科普环境教研员,现“自然之友”武汉小组负责人,北京“自然之友”理事,香港“地球之友”荣誉会员,湖北省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湖北省地质学会科普委员会副秘书长,武汉市第二届环保大使。
对于徐大鹏这三个字,北京自然之友基金会李健老师给我的阐释是:武汉市环境教育的带头人,环境保护NGO组织的领军人物。
采访的前日,徐大鹏刚从新疆回来,应当地环保部门邀请,辅助当地对哈巴河环境整治的教育教材编纂工作。回想在新疆身临额尔齐斯河,这条中国境内唯一流向北冰洋的河流,徐大鹏忍不住弯下腰,用清冽冰凉的河水洗净手上的尘埃,徐大鹏说,那是他迄今为止见过的最为自然洁净的河流,他无法抑制心里的震撼,他要让那河水向北冰洋带去他对环保事业的深深祈愿。
孩子爱听“环卫工”的环保教育课
从1986年至今,徐大鹏跳入“环教”圈子,已二十年有余。
当徐大鹏1986年从北湖小学调入江汉区教育局科技电教站开始着手环境教育时,身边的朋友见到他打趣道,“搞环保不是环卫工做的事吗?你现在当起环卫工啦?”徐大鹏只是摇头笑了笑,并没有辩解,因为他知道最好的自我解嘲,即是用行动证明。
那时武汉市环境教育工作几乎如同空白,一些人甚至对环境教育有着误解和轻视。当众多环保者在残酷现实前愁眉难舒时,徐大鹏却扬言,“要让绿色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扎根。”1995年,徐大鹏牵头,组织武汉市十来名骨干教师,开始了长达7年的《小学学科渗透环境教育研究》的课题研究。“将知识和道理融入课堂体验中”是徐大鹏的主要理念。大兴路小学红领巾环境观测站、华中里小学爱鸟和保护湿地教育、万松园小学空中植物园依次建立起来。
1998年,徐大鹏加入了北京“自然之友”基金会。“绿色希望行动”是“自然之友”的常规活动。2002年左右,徐大鹏一行来到来凤深山里一所希望小学,想对其免费进行环保教育的讲学,“孩子们都出去了,这里没人听你们做宣传!”校长以为他们又是来“做宣传”的,极其粗暴地回绝了他们,甚至连一口水都没给他们喝。徐大鹏没有气馁,追随孩子们的脚步,在野外给孩子们讲了一堂别具一格的环保教育课。课后,还是那位校长,有一丝歉意,“要不,你们再给孩子们讲一堂吧?他们都爱听。”
如今,徐大鹏的武汉“自然之友”已由最初的4个人发展到60余人,很多人都是冲着“徐老师”来的,徐大鹏开始慢慢习惯别人叫他徐老师,而不是“环卫工”。
至今,武汉市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小学的学校仅有6所,其中3所都是在徐的一手扶持下一路走过来的。
30多次前往洪湖“破解迷魂阵”
谈到湖北省环境生态的变迁,徐大鹏认为洪湖是一个缩影。“洪湖水,浪呀嘛浪打浪”,当初徐大鹏脑海里反复吟唱着这动人的歌谣来到洪湖水边,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湖面被网栏分割得支离破碎,一副迷魂阵的架势,偌大的湖面竟望不到一只水鸟,心中很不是滋味。为支持当地政府整治洪湖,徐大鹏牵头,组织当地教师编写关于保护洪湖湿地的环保教材《我爱母亲湖》,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他先后30多次前往洪湖,见证了洪湖的变迁。徐大鹏在洪湖拍摄过一张照片:清澈的湖面上,荷叶里一窝鸟蛋正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待孵化。
最令徐大鹏痛心疾首的一次是广西的一起野生动物走私案,广西林业局将野生动物保护所承包给覃静覃慧姐妹,而她们却利用职权便利,将环保志愿者送来的野生动物屠杀卖给餐厅。开膛破肚、死不瞑目的小猕猴,因为受冻蜷成一团的穿山甲,甚至还有几副完整的鹿胎……满满一柜的残忍及血腥。徐大鹏咬紧了牙关,随后的几日和伙伴们随广西电视台记者四处走访,终于见诸报端,责任人受到严惩。
谈到这些,徐大鹏还是忍不住义愤填膺。“致力于环保事业的人,像这样触及内心深处的经历太多太多了,估计你给我三天我也讲不完。”他无奈。
徐大鹏将环保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自己是个纯粹的“自然人”。
一半是热情 一半是理性
从原来的工作岗位退下来之后,徐大鹏逐渐由过去的对青少年的环保教育,转为带有社会性质的民间环保活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NGO环保组织。
“现在的NGO处境艰难,肯定是有其根本原因的,而且,我看过太多环保人士的悲剧。”奚志龙,2000年和徐大鹏共获地球奖的盟友,为了滇金丝猴的保护工作付出过巨大努力,现在是著名的野生动物摄影专家,徐大鹏说奚是幸运的,但还有太多不幸的人,因为你要环保,多少会影响小部分人的相关利益。除此之外,许多环保工作者,过于狂热,甚至完全不顾自身,连生存都成问题。徐大鹏说,他非常敬佩这样的盟友,但对于民间环保志愿者而言,或许只有先解决了安身立命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将环保事业持续下去。
目前,徐大鹏正逐步将环教工作扩展到大学校园里去。目前武汉的大学已经有二十多个环保社团。“环保首先要确保生存,只凭一时的热情难以持久。”他在一次环教讲座后这样告诉和他一样一心致力于环保事业的年轻大学生。在他眼中,环境保护工作一半靠的是激情,一半还得靠理性。
对话
搞环保也有“麻将境界”
城市公社:二十年如一日从事环保教育工作,您的初衷和动力是什么?
徐大鹏:我一向不喜欢干别人干过的事情,我喜欢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当初武汉市的环境教育几乎还是空白,我认定这个课题,并且坚持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凭的就是创新、机遇和一股子韧劲儿。
城市公社:我知道您一手策划扶植的大兴路小学红领巾环境观测站,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命名为“全球500佳”,武汉的环境教育与国际接轨,这种国际上的交流为武汉的环境教育工作带来了那些促进?
徐大鹏:实际上武汉市环教工作和国际上的交流有很多,关键是国外新理念、方法、模式的引入启发我们工作思路,借鉴但不照搬,有自己的特色。
城市公社:您个人获得了很多荣誉,这些对您的意义大吗?
徐大鹏:当然我年轻的时候也追求这个,现在还是觉得踏踏实实做点事最好。我的境界也不高,别人退休了去打麻将,我去搞环保,这两者是一个性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跟别人开玩笑自称是“麻将境界”。
城市公社:二十年来,武汉市民的环境意识是否历经了一个发展的过程?目前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徐大鹏:这么说吧,二十年前曾经有一份调查显示,成年人的环保意识还不如青少年,当年的江滩有许多人打鸟,最后鸟都很难看到了。你看看现在,再不会有人去江滩打鸟了吧?(笑)当初接受教育的那批青少年已经成长起来了,大家的环保意识正在提高,但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去做的。
城市公社:具体是哪些工作呢?
徐大鹏:我现在准备将环境教育的对象由原来单纯的青少年校园教育,扩大到大学生群体,同时促成环教走向社区、政府和企业,他们的环境意识高低对这个社会的整体环境意识的高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正在筹划一个题为《镜头下的环保故事》的课题,明年在洪湖召开一个全国性质的湿地环境保护教育教材研讨会,目前国内关于湿地保护的教材约有十六种,国内对湿地保护的呼声已越来越高。
城市公社:您现在也在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据我所知民间也有许多NGO环保组织,你对现在越来越多致力于环保的人士如何评价?
徐大鹏:民间的环保组织正在逐步发展,在环境保护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组织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依我看,NGO至少应该做到以下两点:第一、代表民众的声音,反映民众愿望;第二、不能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成为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力军。
他说
他的绰号是“环保发烧友”
李华银,武汉市环保局宣教中心教育科科长
我是1990年代初期,因为工作的关系结识徐大鹏的,但这此后的近20年,于公,我们是伙伴关系,于私,也是交情非常不错的朋友。
“江汉区教育局那个有名的环保发烧友就是徐大鹏。”1990年代初,从基层机关调入武汉市环保局宣教中心宣传科的我,就听别人这样评价过徐大鹏,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徐大鹏“环保发烧友”这个绰号,却被我们一直叫到现在。
某次,武汉市举办中小学生环境保护现场作文竞赛,我第一次见到徐大鹏。那时,江汉区的环教工作在徐大鹏的带领下已风风火火地展开了,徐比我大个七八岁,只记得当时,竞赛现场到处都是他的身影,组织、为组委会出谋划策……感觉是个异常热心的人。
他的热心还表现在对于环保教育事业的热忱。从1990年代至今,徐大鹏获得的荣誉不少,但这些对他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只要是和环保教育有关的工作,不管是官方出面,还是民间活动,他都不遗余力。我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去年冬天,一个普通的外地环保志愿者前来和徐大鹏探讨环保方面的问题,早上7点的飞机到汉,当时已经退休的徐大鹏,硬是早上5点就爬起来搭公汽赶到飞机场去接人,我们都戏谑他“为了环保老命都不要了”。
此外,徐大鹏在业界最著名的,当属他的“火爆脾气”和“直肠子”。有几次,我们到江汉区几所学校去视察环教工作,其中一所学校因为将工作日期记错了,惹来徐大鹏好一顿火。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徐也从来不给别人留面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现在老徐退休了,我们还是经常请他回来指导工作,但他的“坏脾气”还是没改,我们经常为了环保工作的开展发生激烈“争吵”,甚至连局长他偶尔也敢“顶撞”。也不是没人对他“不留面子”的做法有异议,但时间长了,大家都了解了,也习惯了,老徐是个对什么事要求都很谨慎的人,敢做敢当,特别是跟环教有关的事情,所以每次吵完,下次开会,我们依旧还是会请他回来一起探讨探讨。
本报记者 许鑫 实习生 曹阳 采写 柯皓 摄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