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评委席：中国最难过的椅子

1919年5月，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一职，留下一便笺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此典故见《白虎通义》，说的是骑手纵马飞驰，路旁行人大肆点评，骑手颇为受用，扬鞭催马，骏马最终过劳死。如果余秋雨辞去青歌赛评委，引用这个典故再妥帖不过；它透着一语成谶的神秘感和一点冷僻，暗含着嘲讽和挂冠而去的洒脱，并且跟蔡元培先生这位自由知识分子有一种隔空邂逅的史学握手。

在当代知识分子中间，再没有一位具备余秋雨般的独特性。在易中天之前，他抢先促成了古籍故纸与凡夫俗子的和解；在徐霞客之后，他再次启动了行走与文学的蜜月。他兼具启蒙意义、实用性跟权威性，在书房、课堂与央视间来去自由。他不是第一个在镜头前放下身段的知识分子，但他是最成功的一位——马兰女士为证，余秋雨是罕见的活生生实现了“黄金屋”、“颜如玉”的好命读书人。

每一场青歌赛，我特别期待余秋雨的点评部分。他常常先从莎翁四大悲剧里借一个悲悯的表情，然后以那道该死的问题为圆心，以至少两百年或一个文学时代为半径，将其中能够阐发的重大意义删繁就简表述出来，引导我们识别这道题目坚定的弹性和消极被动性。如果可能，他用率直而积极的语气宣布一个判决：“答不对也没关系”（无期徒刑）或者“这个答案让人痛苦”（斩立决）。

青歌赛自有余秋雨以来，仿佛平添一部“悠闲鼓吹”。每个典故后面需要跟一个余秋雨，他是不胜酒力的刘伶，不带韵律的柳永，不会“茴”字第四种写法的孔乙己。在大师缺席而知识分子并未建立信用的的情况下，介于大师与凡人之间的余秋雨成为流行文化市场上的官方发言人。他会不会是因独占而矜夸轻狂、因武断而信口开河、因乡愿而物议沸腾，值得长期观察。但就目前来看，“孔子是战国后期人”、“但丁不是文艺复兴代表人物”这两句话充其量是知识短路，而非一种强势判断。这样的失误，怎么能推导出“余秋雨挂冠青歌赛”的后果呢？至于腰斩他关于“俄国强占清朝领土”的言论，更是一种进退失据的过激反应。

当下的大众文化分几个层次：以赵本山为代表的驴粪蛋派；以张纪中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以易中天为代表的白洋淀派，以及跟以余秋雨为代表的余恨绵绵派。余秋雨是使用焦虑的大师，他用两道浅浅而且有挑逗性的眉毛筑成堤坝，阻绝我们五千年来的文化水土流失。

应该承认，我们曾经拿余秋雨跟假天真造了很多句子，例如封笔又食言，例如文革成名前史混沌。然而他的被围攻反映了一种顽劣的阴暗心理，我们对西方文化有着势利的兴趣，对传统文化有种内心驱动的自责感，两种情绪的交集、萦绕，使得余秋雨这位在中西文化间两栖知识分子成为易受攻击的对象。余秋雨的评委席，可能是这两个月来中国最难过的椅子之一；不能想象在秋雨先生之后，谁还能持续保暖他屁股下的文化余温。

（米荆玉专栏） (本文来源：长江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