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我在人生旅途创造了一些奇迹，终生不断被开除、从没有毕过业的现象，应是一项奇迹。”在文坛创造奇迹的作家柏杨，学业之路也堪称奇迹：从没毕过业，却四度造假证明，跌跌撞撞进了大学。难怪他自己也说，真想逃到不看文凭的地方去。

　　4月29日，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因呼吸衰竭去世，享年89岁。

　　柏杨一生著述丰厚，《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丑陋的中国人》在当代华人世界中流传最为广泛。柏杨和他的漫画形象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8年05月08日标题：柏杨为求学四造假文凭

　　为考大学，五块银元买回假证件报名

　　为考大学，五块银元买回假证件报名

　　为造假，名字从郭定生变成郭立邦

　　在我印象中，我生于1920年，母亲生下我不久就去世了。我生活在河南开封，继母在家居于强势地位，颐指气使，对我置之不理，非打即骂，手段泼辣。父亲在许昌第八方面军供职的时候，知道我的凄惨生活，常常把我单独带在身边，但这对我也造成严重的伤害，学业歇歇停停。我倔强、逃学、功课不好、总是打架。我一生在求学上所遭遇到的困难，使我终生没有在一个学校毕过业，从小学到大学，每一个学校如果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学校开除。

　　造假生涯从初二开始。那年我因为顶撞校长被开除，利用假证考入开封高中。名字也因为造假从郭定生变成郭立邦。高中时时担心造假被查出，无心学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我弃学参加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之后到洛阳偃师县当干事。后被安排到重庆受训。

　　到重庆发现自己是高二肄业土包子

　　在重庆一个月期间，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思想也发生急剧变化。一位大学学历的同学很快当了组织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六七位同去受训的同学也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前途似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使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五块银元买回假证参加联考

　　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

　　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另一位朋友，说他可以给我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我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2008年05月08日标题：柏杨为求学四造假文凭

　　一年后，假证被识破逃出学校

　　持伪造的“真证件”考中央大学失利

　　假郭衣洞之名进入东北大学

　　一年后，假证被识破逃出学校盲卜师预言，可以考取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说:“先生，考学校的事可以问吗?”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可以。”我交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仔细推敲，然后说，可以考取，不过很靠后了!我狂喜地跳起来，又回头问一声:“你的卦准吗?”“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我。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

　　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甘肃学院是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注册登记遭盘问，浑身发毛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很深的困惑神色，问我说:“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

　　那组员继续沉吟说:“我是天水中学毕业的学生，仿佛那一年还没有二年级。”

　　“有。”我舌头都硬了。

　　“好吧!等我查查看。”

　　很明显地，假证件已露出破绽。我把行李提到宿舍，坐在那里发怔。我安慰自己，那事最快也要到一年以后才能查出来，一年时间，又该有多少的变化?我无心听课，也无心游玩，日坐愁城。

　　第二年夏天，该来的终于来了。一天我一走进校门，就被一个同学抓住，附在我耳朵上悄悄说:“你被开除了!”“学校可能已通知了警察局，”那位同学说，“你要小心!”

　　我溜进学校，回到寝室。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背起行李，溜出大门。千辛万苦远奔边陲，读大学的梦，就这样破灭。我找一个小客栈住下，躺在床上，仰望着天花板，不明白洛阳南庄那位朋友，为什么卖给我一个这么容易辨识的假证件。我想哭，但哭不出来，一生中有很多次这样的遭遇，想哭一场的时候却没有眼泪。

　　 2008年05月08日标题：柏杨为求学四造假文凭

　　一年后，假证被识破逃出学校

　　持伪造的“真证件”考中央大学失利

　　假郭衣洞之名进入东北大学

　　持伪造的“真证件”考中央大学失利

　　感谢苍天，正当我想要投奔辎重兵车队去当司机的时候(这是当时惟一的一条活路，不然我会饿死兰州)，忽然想起来，我在飞机场检查站有位相识不久的朋友，于是我哭丧着脸去找他，问他能不能给我一个工作。他盘问详情，然后忽然说:“你拿我批的单子去买飞机票，我送你到重庆。”

　　这句话，我听了两遍之后，才相信不是拿我开心。抗战时期，飞机的班次和座位都有限，一个没有人事关系的官员，即使你是部长，候机十天半月也是非常平常的事，而我一个穷学生，居然可以顺利地买票飞到重庆。

　　我飞到重庆，举目无亲，到沙坪坝找到初中同学买枢运，他就读中央大学地质系。那时候，中央大学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大都市的考生，买枢运把我安置在一间破教室里，睡在一块黑板上。教室里另外还挤着五六个本省同学，全都说四川话，我似懂非懂。

　　在甘肃学院时，我就跟母校开封高中当初允许我不拿证件就投考的王伦青老师，取得联络。王老师天大的恩典，给我寄了一份开封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件(严格地说，这是一个伪造的真证件，因为我只在二年级读了几个月)。我本准备一旦天水中学案件爆发，就拿这个证件接替——这当然是个白痴的想法，可是，现在用得着了，1943年我用同等学历报考了中央大学。

　　我当然考不取，虽然我全力以赴，但就凭我那两道几何和一篇英文作文，以及临时加工的生物学，竟想考取当时全国第一流的最高学府，简直连自己都笑出声音。

　　 2008年05月08日标题：柏杨为求学四造假文凭

　　一年后，假证被识破逃出学校

　　持伪造的“真证件”考中央大学失利

　　假郭衣洞之名进入东北大学

　　假郭衣洞之名进入东北大学

　　岑主任： 你搞的鬼我全知道

　　我上大学的心，早已到了黄河，但我的心仍然不死，一面找工作，一面准备明年再参加西南各院校大专联考。人生有很多难以预料的际遇，1945年我的一个长辈在设于青木关的教育部战区学生招致委员会当主任委员，我去找他，他把我安置在设于重庆市两路口的该会登记处，当一名小职员。那一年，我已二十五岁。

　　这个登记处由岑文华先生当主任，我是他的助理之一。沦陷区学生前来登记时要填具表格，写明他原来的学校、科系、年级等等。根据带来的证件，由登记处主任在调查表上签注意见，转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再分发到各大学继续就读。有时候，没有证件或证件不全的学生，由岑主任口试盘问后，略微可信，就在调查表上加签“考核属实”。偶尔岑主任不在，我就代他签注意见，而且签出自己的大名，教育部也不问究竟，一律分发。这样持续了几个月后，一个奇异的灵感突然进入我的脑海:“我为什么不能够分发自己?”

　　不过，有一个难题，我不能用郭立邦的名字登记。最后，一个从南京逃出的学生前来登记，他是汪精卫政府中央大学政治系肄业三年期满的学生，具有全部的成绩单，货真价实的证件，我如获至宝。尤其，那个学生的名字几乎使我跳起来，他叫郭大同。我去照相馆把郭大同的证件翻照下来，再把原件改成郭衣洞，再拍下照片。先把郭大同照相的文件签注意见报上去，过了两三个月，估计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已经分发，然后请朋友用郭衣洞的名字填写一份登记表，再由我签注这样的考核：“经严格盘问考察，该生确系伪中央大学政治系三年级肄业期满学生，建议分发同级学校。郭立邦。”

　　教育部的分发令寄到，我被分发到国立东北大学。我向岑主任辞职，说了一大堆谎言之后，岑主任脸上露出慈祥和关切的笑容，说:“你搞的鬼我全知道，快上学去吧!”

　　靠小聪明躲过再次失学厄运

　　东北大学是一个以收容东北流亡学生为主的大学，我到教务处报到时，教务长亲自问话，一面拿出我的照相证件，翻来覆去看。我开始流汗，害怕他提出问题，包括:“中央大学在南京什么地方?”“政治系主任是谁?”幸好，教务长没有问这些，却问了另一个致命问题：“你已经学了三年，日文怎么样?”

　　犹如五雷轰顶，我呆了一呆，小聪明救了命，我说:“我在南京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整天做地下工作，谁去学鬼日本话?”教务长笑了，挥挥手叫我出去说:“快去宿舍报到吧!我们还要进行编级考试。”

　　我心里在唱歌，找到宿舍，大概等待了一个多星期，举行甄别考试。这是我第一次面对着没有英文及算术的考试，胆量大了很多。虽然政治系一、二、三年级所有的功课，我都没有读过，我也不怕。我对“政治系”下了一个定义:那是一个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读的系!而且，我是从南京来的沦陷区流亡学生，深受政府关注，只能使我降级，不能把我开除，因而有恃无恐。又是一个星期，布告栏里贴出甄试结果，我被编到政治系三年级就读。人生真是奇妙，我这个在大学只读过一年级的学生，现在合法地成为三年级的学生。

　　 (本文来源：青年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