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通过了一个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第四章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从1949年成为代国歌，一直到2004年被写入宪法，《义勇军进行曲》除了歌曲本身带给我们的雄壮、激昂的旋律之外，其成为国歌前前后后的故事，也给这首歌曲添上了无数的传奇色彩。
《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1912-1935）。
1949年春，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由于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也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代表团临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由于当时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在汇报了这一情况后，国歌的问题也正式进入议题。
1949年6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筹备会议共设六个小组分别进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其中，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和沈雁冰任副组长的第六小组，度要负责拟定新中国国徽、国旗和国歌方案，并为此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除了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当时文学、美术和戏剧界的大师外，还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和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但从7月15日在《人民日报》刊登征集启事，一直截止到8月20日，虽然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却都不够理想。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是国画大师徐悲鸿。但这个提议却在当时引起了分歧，争议的焦点，主要还是因为一些委员会成员认为这首歌曲火药味太浓，最终经过第六小组反复讨论，这个议案还是被搁置下来。
同年9月初，由于国歌迟迟没有确定，在周恩来、张奚若和马叙伦等人的重新提议和毛泽东主席的拍板下，《义勇军进行曲》最终还是成为了中国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原为上海电通电影公司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也是一首抗日歌曲。词作者田汉，同时也是《风云女儿》原始文学剧本《凤凰的再生》的创作者，他也由于写了这个抗日剧本，而在1935年2月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为了加快电影拍摄进度，孙师毅接过了田汉的接力棒，并在经过后者同意后，将原“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稍作修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后，寄交当时正在日本的音乐家聂耳谱曲，而聂耳也在参考《马赛曲》、《国际歌》和《船夫曲》等歌曲的基础上，最终为《义勇军进行曲》谱写了旋律。
《义勇军进行曲》作词者田汉（1898-1968）。
《义勇军进行曲》之所以能够在后来获得周恩来、徐悲鸿等人的认可，并在将近七百首作品中脱颖而出，绝对不是意外或运气。可以说，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在1935年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候，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并对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巨大作用，才使它最终被定为国歌。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国歌的《新华社答读者问》，原文如下：“《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不仅在中国境内，即使在国际上，《义勇军进行曲》也是因为流传的广泛，而提前被许多外国友人当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比如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华侨抗日游击队，就在将一句歌词改成“马来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后，将《义勇军进行曲》变为了《马来亚义勇军进行曲》。而当时反法西斯同盟的各国广播电台，也由于这首歌的影响力，而将其当成了中国的国歌。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除了用英语四处传唱《义勇军进行曲》外，还特意在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灌录了唱片。
《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音乐史上也是相当特殊的艺术作品。在《义勇军进行曲》之前的时代，中国人更习惯欣赏的还是我国各地方传统的民乐和戏曲，其基调都是独特的五音体系，重旋律轻和声。而《义勇军进行曲》问世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又恰恰是西方靡靡之间盛行中国的时代，以旧上海为中心，一些爵士小调渐渐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时代曲。而《义勇军进行曲》则采取了西方独特的进行曲式结构，以节奏来带动感性的旋律，改变了中国人擅长以曲动人的传统，从此营造出一种慷慨激昂、铿锵有力的效果。不仅成为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进行曲，更成为今后进行曲创作的示范型作品，被不断地模仿和借鉴。
中国邮政1979年为建国三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十七年，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戛然而止。歌词作者田汉在1966年被打成右派，其作品也不得再进行传唱，其中就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另一首歌曲《东方红》逐渐成为群众集会中必唱曲目，俨然成为了“第二国歌”。但在外交场合下，《义勇军进行曲》仍作为国歌，但只能对其曲谱进行演奏。到1978年时，《义勇军进行曲》更是出现了一个“集体填词”版，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以新国歌的方式出现在中国邮政1979年为建国三周年发行的纪念邮票，编号J.46（1-1）面额8分的邮票上。后来田汉被平反，等到1982年才又撤销了4年前的歌词，恢复了田汉的词作，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法定地位。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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