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民族音乐的创新与融合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年仅18岁的俞丽拿第一次奏响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也被称为《梁祝》，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陈钢以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旋律为基础于1958年创作完成，也是华人世界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孟姜女》和《牛郎织女》并称为我国的四大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起源于晋朝，而和《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后来以越剧这种形式广为人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同样也是经过口头传承的方式，最终经过集体加工后才完成创作。其中的“十里相送”、“化蝶”等不亚于西方经典剧本的戏剧冲突，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更被誉为东方的《罗蜜欧与朱丽叶》。

由于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影响深远，它也在不同的地区，被改编成不同的地方戏种传播，从京剧到昆曲，从豫剧到粤剧，从河南绑子到豫南花鼓，几乎所有的中国民间戏曲，都或全部或部分的取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情节，堪称拥有中国民间拥有戏曲版本最多的一个传说故事，不过这其中最为出名的还是越剧版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它在1953年被搬上银幕，而《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戏曲彩色电影。

越剧为中国五大民间戏曲剧种之一，由当地民音歌曲逐步发展而成，因为清末起源于浙江嵊县，即古越国所在地而得名，而流传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江、浙、沪地区。而日后小提琴协奏版《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主要创作者之一的何占豪，就出生在与越剧起源地嵊县接壤的诸暨。

何占豪，1933年8月出生于诸暨何佳山村，因为越剧迷奶奶的影响，自小就对许多传统越剧曲目耳熟能详。而天生对音乐的热爱，也让他随后考入了浙江省文工团当演员，并于1957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班。

五四前后的中国，群星璀璨，尤其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大师级的人物更是层出不穷，对整个中国新文化的理论和治学方向，都奠定了一个相当扎实的基础，直至今日依然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新一代的学者。而上世纪三十年代左右，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大师扎堆，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大师都具有一个相当扎实的国学基础，无论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还是徐悲鸿。而让他们的学识能够更上一个台阶，从而达到一种学问新境界的，则是他们在求学期间所接触的西学。正式西方的语言、西方的思维模式和西方的治学体系，让这些学者在比较中得以融会贯通，从而将国学带入了一个新境界。

何占豪就可以看成是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精神，在音乐圈的一种反应。而正是因为从小接触的大量民间音乐作为最基本的音乐积淀，再到后来通过系统化的西方古典音乐理论学习，自然而然的就给了何占豪将东西方音乐融会贯通的可能。

不过，何占豪最初想用小提琴演奏民乐的目标，却并非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在那个人民公社初创的年代里，结合大炼钢铁这样贴合时代的题材，才是更多像何占豪这样的年轻学子，所努力追求的事情。因此，在1958年初秋，上海音乐学院党委向全校师生提出“解放思想，大胆创作，以优异的成绩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口号后，以何占豪、俞丽拿和周芷若为首的几位小提琴专业的学生，首先就想到了全民皆兵和大炼钢铁两个主题进行报送，而《梁山伯与祝英台》则被当成了替补。但校党委的批复，却让何占豪等学子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的校党委书记孟波，最后竟然是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选题上划上了一个勾。

孟波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上海当学徒时，曾经参加过抗日救亡歌咏活动，也曾经向洗星海这样的音乐家求教。当孟波后来却没有走上音乐创作的道路，而是根据自己的所长，选择了音乐事业组织者这样的角色。而他在后来，之所以没有同意何占豪等创作大炼钢铁和全民皆兵这样政治倾向明星的作品，主要还是因为他判断出小提琴阴柔的演奏风格，更为适合向《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东方化的缠绵主题。在这方面，也可以显示出孟波在组织工作中准确的判断力，而对于规律的了解，也成为他作出这一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判断的主要原因。这甚至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艺术类行政管理工作者的一个上岗标准。

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创作的过程中，何占豪和俞丽拿等人也在当时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以科研般的手段作积累，也为日后这部作品的问世，奠定了理论和细节的基础。

小提琴被称为交响乐中“美丽的小公主”，有着四条“会唱歌”的琴弦。不过，韦尔汉根据巴赫咏叹调改编的“G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格尼尼的罗西尼主题的《摩西幻想曲》，都是在G弦单根弦上唱出动人的歌。这种创作技巧，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何启豪的灵感，并很快将二胡独有的滑指技巧，融入到小提琴的演奏中，并运用二根琴弦，在技术上解决了小提琴演奏越剧曲调的问题。

虽然创作红色题材的激进作品的想法未能实现，但何占豪还是将这种加班加点、浴血奋战的时代精神，投入到创作的过程中，由题材转化成了实质的动力。而在当时大跃进和大放卫星的时代背景下，何占豪却由于选择道路的正确，而让一切动力都用到了点子上，从而创作出了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最终问世，还可以说就是下乡牵的线、搭的桥。正是下乡，让何占豪当时可以了解民情、民生，了解到音乐学院教授的巴赫与莫扎特，和老百姓爱听的沪剧越剧这样的供需矛盾，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东西结合的信念。从这一点来讲，下乡这种深入群众的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中国知识和艺术脱离于人民群众生活的弊端，从而真正做到了艺术和现实生活的统一。

当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创作过程中，还是体现出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学艺术作品集体创造的智慧。除了署名的何占豪和陈钢外，其中很多感人的旋律和唱腔，都是由当时的歌唱演员和乐师提供了素材，而小提琴演奏技巧的民族化，也同样是出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的共同努力。和声结构的互补，一直是西方音乐相对东方音乐听觉更和谐更统一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过程中，除了保持这种西洋式的音乐结构外，更因为群策群力的成份，而让它显得更丰富、更协调、更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