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随着电影《上甘岭》的播映，片中的主题歌《我的祖国》也从此风靡大江南北。
《上甘岭》是一部描写朝鲜战争的电影。而在上甘岭这场战役中，中国人除了收获战争的胜利之外，最重要还是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那种钢铁意志中，收获了一种上甘岭精神。而这种精神传回当时的国内，它所能起到的激励作用，就是能够成为全国人民建设美好新中国的一种楷模和动力。
《上甘岭》。
但作为一部现实主义战争电影，《上甘岭》却难以避免就战争表现战争，并从战争的具体画面中，来展现出上甘岭精神的约束。也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朝鲜战争渐渐的离我们远去，《上甘岭》这部电影也必然地会慢慢淡出许多人的记忆。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尽管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纪录、一段历史，但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我的祖国》却在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依然传唱在我们周围，依然能够成为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精神连线、音乐连线。除了歌曲本身的艺术魅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它用独特的艺术手法，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时代，甚至超越时空的爱国情感。也正是因为这种超越，《我的祖国》这首歌曲才永远不曾落伍。
《我的祖国》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原名《一条大河》，发表时被编辑改名为《我的祖国》。歌曲共分为三段，每段又分别分成独唱和合唱两部分，歌曲独唱部分抒情委婉，融入了中国北方民歌的韵味。合唱部分则颇像交响史诗那样气势磅礴，也与独唱部分形成了一种立体鲜明的对照。而歌曲的整体，也因为这种结构的对照，从而达到一种丰富的效果。
乔羽。
乔羽手稿。
词作家乔羽在创作这首《我的祖国》时，虽然在字数和韵律上都非常工整，结构上更是接近中国传统的诗词，但在用词上却选择了近乎口语化的创作模式，以一种类似民歌般琅琅上口的语调，来达到一种雅俗共赏的传唱效果。当时导演沙蒙在向乔羽邀词时所说的：“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的愿望，也因为乔羽这种化繁就简的艺术功底，最终成为了现实。
和同样源于朝鲜战争的歌曲如《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或《我是一个兵》不同，《我的祖国》虽然同样产生于战争这个大背景，但它所描写的却不是战场的硝烟，而是将切入点换成了和平大后方。尤其是歌曲开始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简洁意境呈现，更是与想像中战火浓烈的战场完全没有关系。歌曲通篇都在竭力展示出一种家乡的美和歌者对家乡的爱，以及中华民族朴实善良的好客之道，从而构筑成一个完美的生活场景。也正是由于作者创造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艺术世界，才让一切想要破坏这种完美的行为，因此显得更为丑陋，毕竟美才是永恒的。
而《我的祖国》之所能够流传至今，就是因为它没有刻意的去强调美与丑的对比，甚至因为着重对丑的揭露来忘记了美本身，从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表现美的一种高度。
实际上，《我的祖国》的修辞手法，也和同年毛泽东主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的观点，有着一定逻辑上的共通点。比如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毛泽东主席就阐述了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的主次观点，而这其实正和《我的祖国》里所突出爱祖国、爱家乡这一重点，而忽略具体战争场景的艺术效果，是不谋而合的。
《我的祖国》问世至今，因为其优美的旋律和质朴的情感，不仅受到无数中国老百姓的喜爱，甚至被许多歌唱演员争相传唱。宋祖英、彭丽媛、李谷一、张也，甚至流行歌手韩红，都在不同的时代运用各自不同的唱腔，将这首歌一次又一次重新演绎过。但在诸多版本中，最具特色的，无疑当属郭兰英在《上甘岭》一片中的首唱版本。
六十三岁的郭兰英阔别首都舞台已十余年，一曲《我的祖国》将近两万听众自发卷入合唱。人民画报供图。
1912年出生于山西平遥的郭兰英，六岁即开始学习山西中路绑子，七岁在山西太原开化寺首次登台。1946年秋，她在张家口离开戏曲团，参加华北联大文工团，开始从事新歌剧事业。1947年，郭兰英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边学习边演出。1948年8月转入华北联大学文工团一团，并因为在石家庄成功演出《白毛女》而闻名。
正是因为郭兰英自小打下的山西绑子等戏曲功底，由她演绎的这首《我的祖国》也就更具一种北方化的民族韵味，让无数听众因为这种乡里乡亲的唱法，油然升起一种亲切感。而作为一位人民音乐家，郭兰英从旧中国迈向新中国的人生经历，更让她对祖国和故乡的那种眷恋，有了更强的时代纵深感。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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