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刚刚落成后不久,全国开始了大跃进运动。
也是这一年,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辞世,以四大名旦为骄傲的京剧艺术开始退出流行文化的舞台。
同年,乐坛教父李宗盛降生在台湾,偶像巨星陈百强出生在香港,而大陆流行文化的领跑者赵本山则在铁岭刚刚度过了他的1岁生日。
所有这些后来左右普通百姓命运的历史时刻,所有这些后来聒噪流行娱乐的大碗明星,在当年都以极其低调的方式开始生长。而当年同志们的饭后谈资,当年社会上的万人空巷,是一部后来几乎湮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这是一部51年前拍摄的有关71年前的老上海的碟战故事,对于看惯了情节白痴而视听刺激的大片的当代年轻人来说,已经足够复杂到懒得去看的程度。除了黑白粗糙的画面,除了后期补录的声音,除了仰拍高大全、俯拍敌特匪的导演手法,还有说起延安毛主席时45°角仰望远方的姿态之外,有什么值得今天留恋并且一说再说么?
也许有。也许,就是这部影片,成为打开我们父辈记忆的一把钥匙。它是父辈的童年,是他们的根生长盘绕的地方。让我们随着电影跳动的节奏,回到51年前的旧北京,回到71年前的老上海。
1939年春,我党派遣李侠到上海开展地下电台情报工作。李侠以商人身份做掩护,并与地下党员何兰芬假扮夫妇,开展秘密活动,后两人产生感情,在组织的批准下结为真正的夫妻。李侠通过电波揭露国民党右派的投降阴谋、传播我党抗日主张,使敌人深感恐慌。上海被日军全面占领后,李侠不幸被日军逮捕。但他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不卑不亢从容应对。敌人无奈将他释放。而与李侠同牢的国民党特务姚苇误以为李侠是重庆派来的人,在出狱后力邀李侠参与传递密谈降日情报的活动。李侠借机将这些情报转送到延安。上海临近解放,敌人疯狂搜捕地下电台,李侠已接到转移的命令,但他为将两份重要绝密情报发送出去,让妻子带着儿子转移,自己则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姚苇测出了李侠的电台所传出的信号并带人包围了他所在的地方,李侠发完电报内容后,镇静地向延安发出了永别的信号。
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从建国后到文革结束的“十七年电影”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既不能将其在艺术史上抹去,又因为浓重的意识形态特点而被电影艺术唾弃。但我们仔细分析,却不难发现我们的电影艺术家们带着镣铐同样跳出了美丽的舞蹈。
本片中,剧作上的省略使得情节的发展迅速且充满张力,但关键的时候却又把观众的胃口吊足。剪辑上很有创意,经常使用诸如烧纸,点蜡烛等细节来联系不同的时空。在上海和延安之间通过电波来回呼应的一组镜头蒙太奇的组接,构思相当的精妙。这些极端电影化的视听表现,算是从话剧起家的导演王苹对于电影艺术的致敬。
王苹导演是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原名王光珍,回族,1916年生于江苏南京。她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等师范高中师范科,1935年出演话剧《娜拉》,童年进入西北营业公司当演员。七七事变之后,出演了一系列抗日剧目,并先后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中饰演角色。新中国成立后进入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成为为我国第一个拍摄战争军事题材影片的导演。后来拍出了《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一系列深深留在人们心中的好电影。王苹的导演风格朴实自然不做作,手法优美,充满着女导演的细腻和柔情,注重在战争背景下人物的抒情表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她的电影能够在一个艺术性向政治性低头的年代,拍摄出在电影艺术史上留名的佳作。
而本片的两个男主演,饰演李侠的孙道临和饰演反派人物的王心刚,都在本片中展示了他们出色的表演才华。孙的表演以细节取胜,塑造高大全角色时不忘加入生活化的片段,极大地增加了李侠这个人物的丰富性。而王心刚的表演颇具诙谐效果,让人们对于这个糊涂的反派有了复杂的情感认知,这也是演员赋予角色的另一种生命。
这是一个关于广播的故事,现在的人们听广播的恐怕也不多了,对于本片中所表现的那种对于广播的新奇感大概也没了。
年代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了。无论是影片表现的1938年还是影片拍摄的1958年,广播都是信息传播的主要方式。而今天,电视起了主要的作用。
如果把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的日子,当做电视开始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日子,那就正好是本片公映的1958年。这部片子,算是中国电视取代广播的一个路标吧,或者,算是广播告别传播时代的一丝颤音?算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这个问题,还是留给文化学家们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