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改编自歌剧的电影《洪湖赤卫队》公映，而片中的主题曲《洪湖水浪打浪》，因为在当时革命歌曲的时代主题之外，还拥有非常优美的抒情旋律，也很快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并在1962年获得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
《洪湖赤卫队》影响一时。
歌剧《洪湖赤卫队》1959年由湖北省实验歌剧团首演于武汉，由于剧中的歌曲旋律优美且朗朗上口，拥有极高的传唱性，因此很快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在文革前，它甚至创下了连演800场，并且场场爆满的纪录。
在歌剧《洪湖赤卫队》广受好评后，同样欣赏了此剧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贺龙等，很快就促成了将歌剧拍摄成电影的工作，以让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1961年，由湖北电影制片厂和北京电影制片厂合作并拍摄了电影版的《洪湖赤卫队》，基本采用了湖北省实验歌剧团的原班人马，剧本情节也未做大的改动。
不过，《洪湖赤卫队》在北京上映前，却受到了当时北京观众的质疑。因为这部电影的参演演员，均来自地方剧团，套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他们的人气度明显不足，而人气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观众对于电影期望值的信心。
但当时质疑的观众显然没有考虑到，《洪湖赤卫队》绝不仅仅只是一部单纯的电影，而是一部纯粹的歌舞剧电影版。它的艺术魅力，也绝对不仅仅只是通过电影明星的形象认可度，以及职业化的演技来体现。而主要靠的还是音乐与戏剧冲突的配合程度，以及音乐作品自身的魅力来体现。
《洪湖赤卫队》中的音乐主要来自于湖北天门、沔阳和潜江一带的民间音乐。洪湖地区位于洞庭湖的北面，因经常发洪水而被称为洪湖。《洪湖水浪打浪》中的一段音乐，就是取自于襄河民谣《襄河谣》，唱的是人民饱受洪水之患的悲苦、忧患之情。作曲家张敬安在收集到这段民谣的素材后，很快就被其中优美舒展的旋律打动，并运用到了《洪湖水浪打打》的创作中去。
歌剧《洪湖赤卫队》豪华班底后被搬到国家大剧院。
张敬安，湖北麻城人，1949年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音乐系。历任湖北省文联文工团指挥兼作曲，湖北省歌剧团创作组组长、团长，中国音协第三、四届理事和湖北分会副主席。无论是出生、求学还是在事业上达到个人的顶峰，张敬安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一直将故乡湖北当成事业的奋斗中心，而故乡的热土也反过来一次又一次给了他创造的灵感。正是这种强烈的身份归属感，才让他能轻松自如的将襄河的民谣运用到《洪湖水浪打浪》的创作中去，并在日后将实践浓缩成为理论，写出了《湖北楚剧花鼓戏曲集》这样极具资料价值的专著，进一步推动了湖北地方特有剧种和音乐的传播和研究工作。
而从张敬安的奋斗史中，也可以看出他和雷振邦取百家所长、展百家风采的另一种艺术创作态度，那就是扎根故乡，用自己最熟悉的风景、风情和韵律，来展现出一个地区别样的风情。而对故乡感情深刻的因素，更可以在技术以外，更强调音乐中情的成份。也为日后从事地方音乐研究整理的音乐家，提供了一种方向。
湖北省歌舞团王玉珍演唱歌剧《洪湖赤卫队》选曲：“洪湖水，浪打浪”。人民画报供图
创作《洪湖水浪打浪》时期的中国，也是处于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中国。当时拍摄《洪湖赤卫队》的男主角夏奎斌，就由于饿得面黄肌瘦，不得不在嘴里填上棉花，才保证了银幕上的造型形象。但在《洪湖水浪打浪》的前八句歌词里，你却听不得一丝有关于饥饿的信息，相反却是一派通过劳动而喜获丰收的场面，从而让人们得出洪湖是鱼米之乡、是人间天堂的印象。而实际上，在作曲家张敬安的创作中，其实还是体现出中国老百姓质朴和善良的一面，在自然灾害面前，选择这样一种梦想的方式，来体现出自我和民族的一种生存斗志。
周恩来曾经称赞《洪湖水浪打打》是“一首难得的革命的抒情歌曲”，除了因为《洪湖赤卫队》是一部表现上世纪三十年代农民武装斗争的革命电影外，也和欧阳谦叔为张敬安的创作又加写的六句歌词有关。在这六句歌词中，欧阳谦叔突出共产党和新中国与洪湖之所以可以成为鱼米之乡的因果关系，以直抒胸臆的创作方式，歌颂了共产党的恩情，也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提示出了革命主题。不过，指向性太过明显的表达意图，还是让这段歌词与张敬安写的部分，总给人一种不吻合的感觉。而张敬安所写的部分，则因为与乔羽、刘炽创作的《我的祖国》，在旋律和文字上同样拥有极高的意境和谐度，一直流传至今。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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