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我国在甘肃酒泉东风靶场一举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继美国、法国、日本和前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发成功人造卫星的国家，由此开创了中国航天史的新纪元。而当时东方红一号卫星核心部分的电子乐音发生器，通过20MHz短波发射系统反复向地面播放的音乐，就是《东方红》的前八个小节。
“东方红”音乐史诗是一个具有时代坐标系的作品。人民画报供图。
《东方红》的旋律质朴而流畅，极具我国西北地区民歌的韵味，而它的起源也正是来自黄土高原的民谣《芝麻油》。在“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的唱词中，《芝麻油》不仅和后来《东方红》的政治主题完全无关，甚至可以说完全就是一首再普通不过的山野情歌。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为了新形势的要求，诗人安波在聆听到当地民间老艺人方宪章演唱的《芝麻油》后，又重新为这首民歌填上了新词，并取名《骑白马》。虽然新作加入了八路军骑白马、挎洋枪这样的内容，但却还是继承了《芝麻油》里哥哥妹妹间的调情，总体上还没跳出情歌的思想境界。
1943年冬，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同时也是劳动模范的李有源，根据《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移民歌》既有叙事的成份，又有抒情的部分，表达了陕甘宁边区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关怀下，广大贫苦农民追求幸福生活的愉悦心情，深受当时边区老百姓的喜欢。随后，作曲家刘炽等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修改成为三段的歌词，正式改名为《东方红》，并于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解放后，为了适应专业演唱队的表演需要，经过作曲家李涣之的音乐再编写和公木对词作的删改，也让《东方红》这首歌曲最后正式定稿，并随着当时的歌颂毛主席的政治思潮，而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唱。据1957年至1964年在中国被囚的法国人鲍若望回忆，当时中国犯人每天早晨必须要唱两首歌，一首是《国际歌》，另一首就是《东方红》。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东方红》在当年的传播范围有多大。
进入六十年代后，由于左派思潮的抬头，也让当时的无数文艺工作者，都因为被划归至右派，而受到极其不公平的待遇，甚至就连创作过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田汉，也不幸被打倒。而人的命运也影响到了其人作品的命运，《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就因为创作者田汉的缘故，在一些公开场合只是奏其乐而禁唱其词。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甚至就连音乐也越来越少被播放，而是由《东方红》在很多重要场合取代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地位，成为了事实意义上只差命名的国歌。
《东方红》之所以能够在六、七十年代达到国人皆唱的程度，当然不仅仅只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歌词质朴。可以这么说，以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艺术的躯壳实际上已经容纳不了《东方红》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东方红》在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不仅仅只是一首歌，而更像是一种时代的象征，一个民族的缩影。也可以说，《东方红》是文革十年在音乐里的历史再现。
“东方红”无处不在。
而除了歌曲《东方红》之外，另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则以更浩瀚的艺术画卷，以音乐、舞蹈、朗诵等多元化的表现手法，将新中国的革命史和建国史，作了一次艺术性的高度总结，堪称是新中国建国史的“史记”和“四库全书”，不仅囊括了当时流传在中国各地区的主要歌曲曲风，更融会贯通的组合了艺术表现的百家之长。而在周总理的号召下，仅仅只是用了五十天的时间，就迅速聚集三千多人，创作出九部大型舞蹈、十八部歌舞表演、六部合唱，不仅说明了当时中国群众的向心力，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中国艺术史上集体创作的优良传统。而这种以集体化创作来展现民族豪情，并铺陈史诗画卷的形式，同样还在日后不断在中国上演，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谁又敢说这是张艺谋一人之功，这其实也是新历史阶段的又一次《东方红》汇演。
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仅只是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东方红”作品，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甚至上到人造卫星，下到手扶拖拉机，都被盖以“东方红”的称呼，至于遍布全国的以“东方红”命名的乡、村，更是不胜枚举。这是因为，“东方红”已经成了当时中国人民的一种生存和奋斗的目标，是一种精神上的动力。在改革开放还没到来之前，在整个中国还处于与世界脱轨的阶段，“东方红”存在的意义，就是在各行各业缺乏国际竞争参照物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自己所设立的一种政治目标和精神追求。
而作为一首歌颂毛泽东主席的歌曲，在《东方红》身上也体现出另一种偶像崇拜情结。经历过破四旧等巅覆传统的洗礼后，中国也正式进入了一个由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期，由于传统的戏子、文人等等的偶像，在经历过这次劫难后，已经丧失了以前在市民阶层的偶像地位，因此就势必需要有新的偶像取而代之。而对于当时被封锁国门，国内又是政治挂帅的中国而言，自然而然就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才能担负起精神偶像的作用。虽然，文化大革命的事非功过早有定论，但不得不说，《东方红》这首歌曲至少在文革十年间，还是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欲。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崇拜也是没有选择权的。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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