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呀！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唱点抒情的歌曲呢？”这是周恩来总理在文革期间一台排红晚会后发出的一句感叹，也是对当时文艺发展状况不满的肺腑之言。正是有了这样的批评和指示，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很快就在一次出海拉练的过程中，以西方圆舞曲的作曲技巧，写下了一首极具抒情色彩的军歌《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在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后，以其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深情，很快在全国范围传唱开来，成为文革期间红色歌曲盛行的那个时代，一道独特的蓝色音乐风景线。
《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展现了海军的风姿。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为了迎接朝鲜首相金日成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特意组织了陆海空三军文工团，连夜赶排一台文艺晚会。由于正值文革期间，整场演出出现的都是“东风吹、战鼓擂”这样雄壮的革命歌曲，这也让现场指导的总理相当不满意。他除了亲自指导海军独唱演员赵云卿，要将《怀念中国》这首西哈努克亲王谱曲的作品，唱出南亚音乐独特的柔美风格外，更用形象的比喻，向现场的海军演员们作出了“大海有汹涌澎湃的时候，也有风平浪静的时候，那是很美的景象。因此，我们不但要有革命的激情，也要有革命的抒情”这样真正符合艺术规律的指导。
在一个以八部样板戏和语录歌，就构成大半部中国音乐当代史的时代，周恩来循循善诱的这番指示，实际上也为无数的艺术工作者，指出了一个新视野，促使他们跳出政治歌曲的束缚，从而将音乐创作拉回到正常的发展规律上，能够再回复建国初期那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繁荣状况。在一个大部分人都盲目的时代，周恩来总理这种依然不失对规律判断的清醒，也体现出作为一名人民总理，所具备的极高的政治素养，这也正是广大老百姓都爱戴他的重要理由。
总理的这番指示，也在无形中为胡宝善壮了胆，并刺激了他无穷的创作欲。这种创作欲，就好比是一个写惯了公文和命题作文的作者，突然得到了可以自由发挥的通知，因此很快就将自己真正的所知、所学，在一个无限的艺术空间里，尽情挥洒出来。《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猛虎下山般呼之即出。
胡宝善在舞台上。
胡宝善，1935年出生于北京，满族。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演员。自幼爱好舒柏特等西方古典音乐家的作品，曾师从于蔡静仪教授学习声乐并接受过梅德维捷夫的教授指导。1958年，胡宝善去保加利亚随契尔金教授系统学习声乐，并在五十年代末赴索菲亚音乐院攻读研究生，从师世界著名声乐教授布伦巴罗夫的指导，于196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
深厚的西方古典音乐素养，也让胡宝善和之前出身于鲁艺的一些音乐家，习惯以中国传统民歌作为创作素材，有了在作曲风格上较为明显的不同。同样也是这种出身名门大家的音乐血统，让他最终能够通过圆舞曲与军歌的结合，从而真正达到了周恩来总理批示的“革命的抒情效果”。让军歌也可以以华丽的结构、优美的意境，为听众提供一种丰富典雅的艺术享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军歌创作的多元化，还因此展现出新时期中国军人立体化的新形象。
1973年，也是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尾声阶段的一年。在政治风向有了一定的松动后，各行各业也有了一些逐步正常化的趋势。全国的人民群众，在经历了文革前几年紧绷着弦的一段红色岁月后，更是急切需要有抒情、柔美的文艺作品，来补充这些年来因为过度激昂而缺失的情感水份。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在这个时候的出现，就像是一场中国音乐界久旱之后的及时雨，很容易的就触动了广大群众的心弦，让这首原本仅仅只是为海军量身定造的军歌，因为和《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一歌中相似的抒情性，而很快遍布了全中国的车站、机场、码头、车间、商店和广播站。毕竟，这也是样板戏时代中，为数不多的抒情选择。
胡宝善接受网易专访。
而在军歌中表现出一份浓浓的情，在军歌的旋律中谱写进一种柔柔的美，很快也成为一种创作风格而被继承了下来，从而与《我是一个兵》这样的典型军歌，互补间组成中国军歌丰富多彩的曲风阵营。日后为老山将士而作的《十五的月亮》，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式军歌风格的一种延续。
（文/爱地人）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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