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独家评论（推机/文） 入围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竞赛单元的两部华语电影都颇有浓重的地方色彩，除了“银河”出品、郑保瑞导演的《复仇》外，另一部则是杨凡导演的电影《泪王子》。《泪王子》讲述的是发生在台湾50、60年代眷村的故事，电影海报上出现的“清泉一村的故事”的副片名，正是杨凡童年时代在台湾的住址，他根据自己儿时在台中清泉岗附近空军基地生活的印象，拍出这部《泪王子》，电影讲述了一个空军眷村里四位男女主角及跨越两代之间的爱恨情仇。《泪王子》从资料搜集到完成，足足历时五年，耗资超过2000万港币。为求逼真，杨凡不惜花去制作费的十分之一，在高雄觅地重建50年代台湾空军眷村场景。
台湾掀起“眷村”热
台湾在1996年制定了“老旧眷村改建条例”，开始逐渐拆除整改眷村，全台1000多个眷村都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眷村即将成为历史。于是不光是杨凡，许多经历过眷村生活的台湾人都在2009年纷纷通过电影、电视等形式来缅怀这段不可重写的历史。
台湾“鬼才”制作人王伟忠出生在嘉义眷村，父母从北京逃到台湾、身为典型眷村二代的王伟忠因生长的眷村即将拆除而萌生了要把这段故事告诉下一代、告诉更多有共同眷村回忆的人，于是耗时了四五年来拍摄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虽然仅是在电视播出，依旧唤醒了许多经历过眷村生活的台湾“外省人”的记忆。
继纪录片《伟忠妈妈的眷村》后，王伟忠继续在台湾掀起“眷村”热。原本占据台湾电视八点档的几乎都是闽南语本土剧，这一境况被由王伟忠监制的电视剧《光阴的故事》所打破，2009年2月这部长达54集的电视剧开始在中视播出，电视剧描写的是60年代至90年代眷村“自强一村”中几个家庭发生的故事，虽然“自强一村”并不真实存在，但剧情真实得如同当年台湾人民的生活缩影。播出期间成为尼尔森八点档收视率第一名，最高点一度冲破6.05%，挤下久居同时段收视前两名的本土剧《娘家》和《真情满天下》。
在《光阴的故事》大获成功之后，王伟忠又想将眷村的故事搬上舞台，于是他找到了“表演工作坊”的赖声川，两大才子首次合作在舞台上重现眷村60年的历史变迁。赖声川将以四个家庭、三代人的故事来贯穿始终，回顾台湾历史上最珍贵的族群融合史。“眷村”在电视和戏剧史上已经不是新的题材，但《宝岛一村》希望能在怀旧、爆笑、飙泪之外，为此刻的台湾提供另一种不同的视野。多位活跃在剧场的演员如郎祖筠、黄仲昆、屈中恒、冯翊纲、宋少卿、万芳、那维勋等倾力演出。
其实这些演员也都各自有着不同的眷村记忆，来自左营自助新村陆战队眷村的冯翊纲说当自己一站上舞台想到当年的眷村，立刻就哭了。曾陪父亲到大陆探望爷爷奶奶的宋少卿回忆起当时，父亲好不容易等到两岸开放探亲，结果却面对着两座土坟掉泪唏嘘。舞台剧《宝岛一村》自从2008年12月5日在台湾上演以来颇受好评，每次卖票两个小时刚刚上网，马上就抢售一空，之后陆续到台南、嘉义、台中、高雄巡演。2009年2月14日起，《宝岛一村》还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加演6场。
除了电视剧和舞台剧，王伟忠还和姐姐王蓉蓉相继推出食谱《伟忠姐姐的眷村菜》及其续集，对于眷村来说，在那物质匮乏年代眷村妈妈会做出什么菜色、使用哪些食材都是有一定道理，而就是这些东西一点一滴构筑了眷村的菜、眷村的味道。
“眷村”热由来已久
其实独特的眷村文化早就成为台湾不可忽略的存在。从70年代中期，《联合报》副刊发表两篇眷村题材短篇小说开始，表现眷村的作品开始被台湾社会所关注。萧飒、苦苓、张大春等眷村二代作家的作品，冲破父辈“戒严年代”的压抑，以成长心事揭示台湾社会的一大隐痛。从他们起，真正的“眷村文学”得以诞生。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是被视为“台湾眷村文学第一人”的朱天心，1992年的一本《想我眷村的兄弟们》从一个生长在眷村的少女的角度来看眷村的文化和变迁。
同为眷村第二代的电影人，也在作品中抒发了相似的情怀。改编自朱天文小说、李佑宁导演的《竹篱笆外的春天》、陈坤厚导演的《小毕的故事》、侯孝贤导演的《童年往事》、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都书写了竹篱笆中的故事。《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小四就是眷村二代，他们明明是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正港”的台湾人，但他们的父辈却是“逃难”来到的这个城市，这里他们没有祖先可以祭拜、没有亲友可以探望，他究竟是不是台湾人呢。尽管眷村已经成为历史名词，但眷村人的无归属感依然在台湾这个屡遭波折的地方蔓延，就像《悲情城市》里说的“我们台湾人，一会中国人，一会日本人。”
什么是眷村？
眷村也叫“竹篱笆”，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并不是真正的村子，而是台湾给军人家属安排的居住地。1949年，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家庭背景，背井离乡随着垮台的国民党政权仓皇逃往台湾。为了安顿这些来台的军属，也为了安抚依然在职的军人，台湾当局从1956年起在全台兴建居住地。10年间，763个眷村、96082家、将近10万户眷民在台湾落脚，只是本以为只要三四年就返回大陆的这些台湾“外省人”从此扎根。
因为眷村原本只是作为过渡的安排，谁知年复一年临时性的简陋住所成了永久性住宅，所以最初的眷村大多为简陋的茅草土屋，迟些修建才是砖体结构。这种成片成批的简陋棚屋，便是“眷村”。因为眷村的主要居民多为军属，所以选址常靠近台北、桃园、高雄等接近军事基地的地方。由于居住在眷村中的士兵等级不同，所以各自住房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分为将校官的房舍与普通士兵房舍，两者在环境上有明显差别。而且由于眷村里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人轻易不出村子，这也形成了眷村独特的封闭文化。
眷村特殊的生活习俗
居住在眷村里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所以全国各地的方言、风俗和食物在眷村都可以看得到。过去在台湾如果想吃豆花、凉面、馒头这些食物的话，只有在眷村能找得到。许多军属为了帮补家用，纷纷办起了家庭作坊，食物是最容易制作的东西。他们把各自家乡的食物装进担子或是干脆摆在家门口，眷村的老乡或是附近的居民就是他们的固定顾客。眷村的妈妈们大声的吆喝叫卖、眷村的孩子上串下跳、广播里奇怪的口音喊着谁家先生又回来了，这些都是眷村独特的风景。
由于物质匮乏，连一台收音机都是奢侈品。眷村人的休闲娱乐继续发扬“集体协作”的风格，放假回来的爸爸们在树下聊天、下棋，或聚在一起听唱京戏，妈妈们继续做着手工活贴补家用，吃着百家饭长大的眷村的孩子们则拉帮结派的来回在不同的眷村之间。大多受过军队化严格教育出来的眷村孩子们率直、冲动、重义气，这也形成了他们长大后勇于打拼、好胜逞强的性格。
台湾“外省人”的眷村意识
由于生活圈子单一和封闭的眷村生活，眷村人一直有着强烈的“外省人意识”。面对台湾“本省”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山东、四川等大陆各省人；听着满耳的闽南语，他们讲着改不掉、也不愿意改的方言。眷村人当年近乎逃难的落魄姿态来到台湾，不管他们家庭曾多么显赫、不管在军队中是多少官阶，初到台湾生活的他们依然有着强烈的不适应，所以“抱成团”是眷村人独特的生存方式。
如果说“外省人”的标签是眷村人在台湾社会独特的个体存在，那“回家”就是眷村人的最大心愿。这些当年被迫被骗来到台湾的眷村人，仅仅是把眷村当作临时的落脚点。当回家成为泡影的时候，眷村人选择融入台湾社会，曾经握枪的手开始卖烧饼油条开始走出眷村找工作。就像导演杨德昌曾说，他的父母是中国传统社会中非常特殊的一代。这一代外省人都因为战乱离开家乡，毫无祖产，随政府来台，完全靠劳资来建立生活。
而像杨德昌这样的二代眷村人比起他们的父辈少了政治上的倾向，在父母“思乡”情绪下长大的他们更多的是对于自身存在的思考，究竟哪里才是自己的家。台湾作家张启疆曾在《君自他乡来》中提及：你们的身世之谜另有一说，“你们的父亲是时代的遗腹子，你们算是偏房所生。你们的故事开始于出生前，连同大难不死的父亲，分别遗弃在码头和对岸的码头。”
60年后的眷村现状
台湾从1996年制定了“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以来，开始逐渐拆除整改分散各地的眷村，全台1000多个眷村都必须在2009年前完成迁移、改建，眷村即将成为历史。台北市第一个眷村、松勤街50号的“四四南村”，原本居住着来自青岛的联勤四十四兵工厂的员工及眷户们，它原计划在1999年就要被拆除，但由于它在1991年3月被台北市政府列为“历史建筑物”，所以现在将眷村内的生活用博物馆的方式展出，并提供市民租借为展览活动场地。离“四四南村”不到500米的是台北地标性建筑101大厦，一古一今两大标志并存在此让人更是不免唏嘘。
如果说第一代眷村人大多在台湾历史中扮演的是垫脚石的形象的话，那第二代的眷村人就是台湾未来的火车头。没有祖产挥霍、没有父母庇荫的二代眷村人，从小就被灌输勤恳打拼的思想，已经成为台湾社会支柱的他们在政工商学界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界郭台铭、张京育；作家朱天心、龙应台、张大春、张晓风；电影界侯孝贤、李安、林青霞、张艾嘉、胡慧中；演艺界邓丽君、张雨生、凌峰、李立群、刘德凯、璩美凤、吴小莉、王伟忠……当然眷村第二代绝大多数还是过着普通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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