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8年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上，几乎所有的参赛选手都演唱了“西北风”类型的歌曲，如《我热的故乡》、《祖国赞美诗》等等。而在这其中流传最广、在未来最能代表“西北风”这股音乐风潮的，还属一曲《黄土高坡》。
胡月因演唱《黄土高坡》走红一时。
《黄土高坡》最早是由词人陈哲花了两分钟而完成的一首词作，之后先后由几位作曲者为这首歌词谱写过旋律。而另一位作曲家苏越在听到其中的一个版本后，很快萌发了一种创作的欲望，并最终获得了陈哲的认可，这也就是目前大家能够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黄土高坡》。
《黄土高坡》和许多“西北风”作品一样，曾经拥有多个演唱版本，除了首唱的胡月之外，李娜、田震、杭天琪、安雯、范琳、孙国庆等歌手，都曾经录制过不同的演唱录音。这种好歌大家唱的状况，虽然是版权机制不健全背景下的特殊情况，却也在无形中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流行乐坛的一种活跃程度。
1988年，改革开放迎来了它的第一个十个，这个十年不仅是一个经济繁荣的十年，更是文艺界空前活跃的十年。随着政策的开放、国门的打开，当禁锢的创作思维遭遇国际主流文化的冲击后，中国流行乐也很快走上了一条先过渡、先借鉴的缓冲加学习之路。一时间，从美声或民族唱法演变而来的抒情曲风，以及单纯翻唱港台流行歌曲这两种方式，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流行乐坛的主流。
作曲苏越。
但任何的学习都是为了实践再创造作铺垫，在大量的经典素材下，居然不能激发一个人或一个时代的创造欲，这才是违背人类天性的事情。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大量港台及欧美流行音乐的借鉴和学习后，当时一些的新兴创作势力，很快就不满足于这种由翻唱形成的流行乐坛假繁荣现状，想要通过融会贯通而创造出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作品。而这个成绩单，正是在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最后阶段，形成的“西北风”热潮。
如此多的音乐人，在几乎同一个时间段内，不约而同的创造出“西北风”风格的作品，绝对不能仅仅只能用跟风来解释。虽然跟风的现象在局部会存在，但从“西北风”浪潮的兴起中，更多的还是体现出在中国音乐人，在一段时间的崇洋之后，必然而然地从心底催生出的一种民族意识，以及对民族文化的一种重新认同感。
“西北风”的音乐大多以西方的摇滚乐为编曲模式，而在歌曲内容上则又是相当典型的西北民歌，旋律简洁动听、歌词质朴亲切。虽然在形式上，“西北风”是非常标准的东西结合模式，是属于钢琴伴唱《红灯记》的一种艺术延续。但结合当时改革开放的时代大背景，就会发现“西北风”这种音乐风潮的出现，实际上不仅仅只能从艺术领域寻求答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各领域都开始迎向国际化的怀抱，而由于当时欧美等强国在很多行业都占有极大的业内优势，尤其是对比相对科技技术相当落后的中国，这种优势就更明显。这种先进与落后造成的巨大落差，也使得对美好生活有着很高追求的国人，迅速就形成了以洋化与否来判断事物档次的标准。一时间，甚至是许多国内品牌为了适应市场化的生存，都不惜走上取个莫名其妙的洋名的地步。
但在与洋货短暂的蜜月期后，越来越多的国人却发现，单纯以工业时代的技术标准来界定事物的好坏，显然失之笼统。最重要的还是许多洋货虽好，但其中有很多毕竟还是无法让多数国人适应。于是，其中有些人就开始在对西方文化由神秘好奇到初步了解后，从一种由外向内的眼光，重新回溯起中国的传统文化起来。
“西北风”正是这种进口转内销思潮下的产物。在经历了一段时间台湾校园民谣及邓丽君甜歌的翻唱热潮之后，许多音乐人和歌手都开始发现，这其中很多的歌曲都不能完全体现出大多数北方歌手的音乐气质，而他们声线上粗犷、奔放的潜质也得不到发挥。在这个时候，一些音乐人很自然地将目光望回到身边，在最靠近记忆的附近寻找依然还在传唱的旋律。当然，其中最多的就是一首又一首红色经典歌曲中流淌的陕北韵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歌传统，也因着西方思潮的介入、西方视野的开拓，从而达到了一个东西融合的新层次。
（文/爱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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