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舒姆里克·毛兹：毫无保留展示战争

网易娱乐威尼斯报道组（文/3pinky） 在《黎巴嫩》的发布会上，导演舒姆里克·毛兹对巴以战争的看法遭遇了反对声音；这部讲述第五次中东战争期间，一群以色列坦克兵被困乃至陷入混乱的故事，来自舒姆里克·毛兹的亲身经历，对待巴以冲突的话题，舒姆里克·毛兹在影片里，不但没有偏袒自己的国家，更直陈以色列必须背负的战争罪责。激进的不止是主题，《黎巴嫩》的拍摄手法也令人意外，声效出色、镜头大胆，加上反战姿态，媒体纷纷称《黎巴嫩》具备夺奖相。一日之内同时经历了嘘声和掌声的舒姆里克·毛兹却很平静，在接受网易娱乐专访时，他表示早就做好了要被骂卖国贼的心理准备，但作为曾经的战争参与者，他决定不顾一切说出自己亲历的悲剧：“我必须承认我杀过人，我走不出这个阴影。我不期望宽恕，但我期望得到理解，这个影片是自我的释放。”

网易娱乐：你是怎么让演员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表演？是在真的坦克里拍摄，还是搭了个景？

舒姆里克·毛兹：我在筹备的时候就知道很难向演员们解释幽闭空间恐惧症的感受，所以我采取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身临其境，把每个演员关在一间温度高达45摄氏度的小黑房里拍摄，黑房四周是铁栅栏，不需要我多作说明，让他们的体会更接近黑暗和幽闭带来的恐惧。我在影片里用一种新的拍摄方式，在坦克车里人物只通过炮口与外界建立联系，我不想用传统的电影手法讲述这个充满个人感情的故事，我希望观众不只是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涵，更能感受人物所感。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般不会开空调，摄影师也被关在黑房里。设想一下，如果你蹲在在一个角落，几个几个小时地无所事事，你就能明白那种滋味有多难受。

网易娱乐：片子拍完后，谁去清理那部布满血肉的坦克？

舒姆里克·毛兹：没人吧，哈哈。

网易娱乐：这个故事发生在25年前，期间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到现在才把它拍成电影，你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舒姆里克·毛兹：我在写作时，首先跃入脑海的是气味，比如燃烧的灰烬的气味，我以前在黑暗的坦克车练就了一种只凭气味就能判断是否陷入险境的本事。我花了10年来写这个故事，后来又把它收起来，在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爆发后，我在电视上看到战场熟悉的情景，所有的记忆又回来了，我感到很沮丧，我跟自己说，你已经45岁了却一直只会克制不去重提往事，然后我决定不管任何后果，我一定要跟着那股炮灰的味道把我的经历呈现出来。记忆埋藏了太久，一开始我几乎嗅不到那股味道，需要花时间把它挖出来。

我以前觉得电影的核心不是故事的创意，而是用全身心投入、毫无保留地展示战争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十年前拍这个电影，我可能会绝对坚持己见、把真实感做到极致，现在当我的同事剪片时跟我说，不如剪掉这些镜头吧，观众并不知道战场就是这样，我会考虑他们的意见，我希望用一种更精确的方法修饰我那些痛苦的回忆。

网易娱乐：影片里，你让片中人物和观众通过炮口看外面的世界，你是怎么想到这种特别的视角？

舒姆里克·毛兹：就像我刚才所说，我希望观众的理解建立在感同身受上，所以我要把他们也放置进坦克车里，完全和人物同步，观众不再是作为局外人，客观地看着眼前一堆东西，他们要去体验。

如果你是个飞行员，战场在你眼中是渺小、毫不具体的，如果你是个步兵，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子弹呼呼地从耳边飞过，对死亡会更敏感，坦克兵则有点像狙击手，坦克兵大多是既不愿意当步兵，又达不到空军资格的人，最后只能服从军队的分配，然后他们就被放置到这么一种境地：和生死有一定距离，又不能避开。像电影一开始香蕉地的场景，那不是虚构的。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次我打死一个步兵，坦克外面有人大喊，混蛋从坦克里滚出来，你杀了我们最好的朋友，斗争就这样被激发了。那种情况下，你不可能谨慎地考虑我该不该打这一枪呢，你的反应是一瞬间完成的，没有办法说这是对是错。但我依然觉得我有不可开托的责任，是我的手指扣动了扳机，我就是杀手，我不想杀人但我不得不如此，这也是我没法走出回忆的原因。所以，影片里我对杀人的士兵没有作道德批判，不是想求得宽恕，宽恕这个词太大了，我是希望得到理解，用这个影片寄托我的挣扎，这是一种内心的释放。

网易娱乐：近年来，越来越多以色列电影触及到以色列的历史问题，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舒姆里克·毛兹：的确如此。我们需要更多的电影不但为左翼政权说话，也要展示右翼的声音。有很多片子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很幼稚，即便他们的主题是反战，而我本人没有强硬的政治立场，因为我没法相信政治能改变现状的言论，我也知道我的影片会激怒一些人，我预计影片上映后会遭到严厉的指责，当我对我的创作感到犹豫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我的两个小儿子和我姐姐的儿子，他很快就要入伍上战场了，我觉得是时候走出来说：是以色列造成了悲惨的局面。

网易娱乐：《黎巴嫩》比《与巴希尔跳华尔兹》和《波弗特》更激进，拍摄的压力更大吧？

舒姆里克·毛兹：我不太清楚，我们是同期拍摄的，《与巴希尔跳华尔兹》是最早完成的。我当时资金紧缺，因为以色列电影基金只提供150万美元，当时杀青期限已近，我必须尽快筹到钱，于是我跟自己说，必须豁出去把片子拍完了。我就把拍好的样片拿去卖，再找到差不多7成资金。

网易娱乐：在《黎巴嫩》里我们看不出事件发生的确切时间，它反映的仅仅是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还是警示过去以及未来的战争？

舒姆里克·毛兹：黎巴嫩是一个确切的地点，但黎巴嫩战争和发生在其他地区的战争没有分别，我尝试做一部更国际化的电影，去触动一些持有异见的人，我在凭本能做这件事，但我不觉得我能改变什么。但放映后的反应很让我吃惊，我以为他们会像指责阿里·福尔曼（注：《与巴希尔跳华尔兹》导演）那样骂我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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