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度的“快乐女声”与以往的“超级女声”相比，几乎没有涌现出一位具备超强明星气质的歌手，反倒是节目中一位唱歌跑调极严重的歌手曾轶可，因为引起了场内评委的交战，以及场外网民关于创作还是演唱重要的文化大辩论，成为这届“快乐女声”的最大看点。而《狮子座》既是曾轶可的代表作品，也是这次现象中最具代表的例证。
曾轶可。
因为2007年的“快乐男声”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停办两年的“超级女声”，终于在2009年回归屏幕，并全新改名成“快乐女声”。虽然相隔了两年的时间，但选手的质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厚积薄发，相反却显示出相当浓重的克隆印迹，成了一次“超级女声”的超级模仿秀。从这一点上来讲，04年到06年，尤其是05年盛况空前的那届“超级女声”，确实在更年轻一代歌迷中，产生了极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如果说04年至06年参加“超级女声”的选手，她们模仿的对象和音乐的素养来源，还都是八、九十年代那些实体唱片封面上的偶像的话，那么09年“快乐女声”中的一些参赛选手，实际上模仿的正是04年到06年“超级女声”的那些明星。而她们的明星梦想，甚至都是一路朝着成为选秀冠军这样一个目标行进的，而非是之前的“超女”将成为流行歌坛天后放在梦想的首位。毕竟，后者相对虚幻并遥不可及，前者则因为更多活生生的例子而近在眼前。
就是在这样一个克隆梦想的基调里，2009年的“快乐女声”自然也就成了之前三届“超级女声”的山寨版。由于参赛选手的音乐素养，很大程度都是来源于选秀这个舞台，也局限于这个舞台，并将成为选秀冠军这样功利的目标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因此2009年“快乐女声”的参赛选手，也就很难在音乐气质上呈现出真正的多元化，也让整届比赛显得面目模糊、印象淡漠。
在这样一个千人一面的大环境中，曾轶可则成了最大的焦点。以2009年“快乐女声”论2009年“快乐女声”，曾轶可的确是最特别、最与众不同的一位参赛选手，她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她创作上延用的独立女歌手腔调，相对整届“快乐女声”确实显得有点清新和小质感。但是曾轶可糟糕的吉它弹奏和拙劣的演唱控制，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完成破坏了音乐的美感，以超越传统音乐审美底线的表现，得到了预料之内的批评。而预料之外的，则是她的表现同样还引来了赞美。
由于不堪忍受曾轶可的走音，首先是评委包小柏对其发难，并短暂的退出了“快乐女声”的评委工作。问题不在于他之后出尔反尔的回归，而是与此同时他与“摩登天空”唱片公司老板沈黎晖，及“校园民谣”代表音乐人高晓松因为价值观的不同而为此互相掣肘，从而引发出港台音乐人价值观和内地音乐人价值观、独立音乐和主流音乐、唱功和创作话题的对立PK。
事实上，以上观点的PK在任何时代，都可以成为不同地区乐坛的争论话题，只是由曾轶可引发的这场辩论，却由于她在现场显示出来的根本不适合唱歌的演唱，而至少让“唱功和创作哪个更重要”这样的话题，在音乐评判断标准上，失去了讨论的先决条件。
曾轶可成为这个夏天的争议性人物。
曾轶可所引发的PK，看起来来源于音乐，而且也是以音乐述语和音乐内部事务的名义进行PK，但它的本质还是一些文化现象在流行乐坛的一种呈现。曾轶可在现场表现出来的走音，被许多网友称之为“绵羊音”，以将她演唱上的拙劣形象化。而对比另一位选手郁可唯，虽然拥有十强选手中最出色的唱功，最像职业歌手的表现力，但其关注度却远远低于十强选手中唱得最差的曾轶可，这其实就是雷人文化在本届“快乐女声”中的具体体现。跳出乐坛，放眼周遭，你就会发现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着许多类似以丑当美、用眼球赚点击的现象，芙蓉姐姐就是其中最好的代表。而这种以丑当美的文化现象，最可怕的后果，就是会模糊审美的判断标准，从而将许多行业应该有的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扭曲化、功利化。
从这个意义上，曾轶可以成功，不是她创作的成功，实际上只是她雷人的成功。而这也意味着曾轶可代表的“90后”文化及其审美已经正式登陆乐坛。
（文/爱地人）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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