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围城》：“矫饰”出来的精品

网易娱乐12月22日报道 （文/五色全味） “矫饰”并非贬义词，对《十月围城》而言“矫饰”是一种不得不用的手段。对于电影主题而言，一部纯粹的戏剧性电影似乎很难在票房上受欢迎，无论怎样都要赋之以微言大义，用以拉近和观众的距离，而“家国情结”的包装更能使一些观众与电影休戚与共，肾上腺素激增。

历史上孙文确实说过香港是他革命思想的发源地，但仅凭这句话以及孙文上岸的野史做文章，似乎不足以扩充成一部电影。所以电影中安排了数位义士为其献身，一方面是丰富了孙文上岸这个故事本身，另一方面也用“牺牲”这个略有投机的艺术手段加强了电影的主题和气氛渲染。所以基本上“众人护孙文”这个桥段，就是用一种拉低的价值观去投观众所好，实际上越简单，甚至越退化的价值观才能越打动观众，就仿佛好莱坞宣传的大美国价值观或者真善美的糖衣电影，都在票房上拥有不少拥趸。

但说《十月围城》是精品，则是因为虽然它表面上“矫饰”，但内里却是很脉络清晰、立场鲜明的。故事最精彩的段落是前70分钟的文戏，为各位义士的牺牲都铺垫了行为动机，除却17岁的李重光，他是真正的少年壮志、热血酬国，和“矫饰”价值观完全吻合；而另外一些角色的动机则全部脚踏实地，他们有些完全没有家国概念，卷入这场保护战的原因则是因为亲情、友情……虽然这些对比“家国情”来说可能是所谓“自私自利”的私人情愫，但只有这些活生生的感情才能接地气儿，能够令人动容。其中王学圻表演的李玉堂是一位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人物，他性格优柔寡断，有许多矛盾反诘的地方，是这部电影最真实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我甚至相信，他投入革命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对陈少白（梁家辉）的友情使然，而并非什么“家国情”。

所以这部戏的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是略有断裂的两种价值观，就仿佛主人公陈少白和李玉堂的两种做人态度。在此不如引用两人的对白：陈少白说：“革命是要玩儿命的，要牺牲的。”；李玉堂说：“李玉堂就是个大骗子！”。这就是对于同一件事情的两种不同看法，牺牲在他们眼中的价值也各有高下。两种看法自然都无分对错，但相对而言，陈少白是理想主义的革命派，而李玉堂则是现实主义的乱世中人。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弥足珍贵的，而过去的那种“矫饰”的理想主义则是一种对“人道”的践踏。但实际上，这种理想主义也是相当纯粹的信仰，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大爱，但可惜的是，即便到了今时今日的今天，理想主义还仅仅是个理想而已，和实现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

换一种角度，用陈少白和李玉堂两个人物评价这部电影的两位导演再合适不过。陈可辛经常用“天真”来评价陈德森，陈德森是土生土长的香港导演，对于历史的观感必然不会像陈可辛这种留洋派一样慎密复杂。电影后半段，各人为了保护孙文相继牺牲，反映的就是陈德森的理想主义，一如陈少白笃定的信仰一样，在他眼里，牺牲和大爱就是一种极其纯粹的状态；而对于陈可辛而言，故事前半段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其中有人性的纠结，自责与彷徨，就好像李玉堂在孙中山来港前夜流下的眼泪。陈可辛帮助陈德森完成这个故事，就好像李玉堂知道陈少白可能遇难后，接管中国日报，毅然决然地决定投入革命洪流中，这就是戏内外互相照应的一种友情关系。

陈可辛在采访中说，他在《十月》中不顾别人的反对一定要留下一句台词，便是李重光说的：“我闭上眼，看到的是中国的明天。”他的精英姿态在这句对白中表露无疑，长年漂泊异乡让陈可辛对于家园，对于国土及历史，都有一份与人不同的执着。如果说陈可辛对后半段众人的牺牲有所共鸣的话，他应该只会相信李重光的死是具备合理性的——只有李重光的牺牲，才能被他所认同。因为李重光年轻，执着，是无意识的“理想主义”，所以当李重光死时，他是唯一一个嘴角带着笑意的——“原来我活了17年，就是为了等这1个小时。”事实上这个人物如果真的活了下来，年长后势必也是变成像他父亲李玉堂一样的人物，这就是理想主义过渡到现实主义的一种必然的无奈。

电影的结尾，孙文的眼睛有一个特写：眼含热泪却溢而不出。这个表情就是对这部电影最好的注解，虽然电影表面上贩卖了牺牲，但它本质上却是人道的。很显然，为革命党牺牲的价值观是相当不可信的，为一个人的牺牲也是相当不可信的，但孙文的眼泪终于告诉了我们，这部电影讲的是人，是平凡到具体的一个个人，而并非讲的是革命或者孙文自己。

在今年芸芸的华语电影中，《十月围城》无疑是最优秀的一部，无论你是一个容易被纯粹打动的人，还是一个容易被现实主义感染的观众，都能在这部电影中各取所需。作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精品，买票入场支持它一定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