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娱乐7月17日报道 (文/梅子笑) 《人民日报》有关“收视率造假”的系列报道后,在电视和传媒行业引起轩然大波。日前,东方卫视副总监徐向东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收视造假”被指“水深”,甚至表示“《人民日报》写出来只是个青春痘的意思。我认为这里几乎是脓包。”并认为,“收买样本户”是造收视率的手段当中最低级的,还算是复杂的,它也是低成本的。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直接篡改(数据)。”
7月16日,索福瑞公司召开“维护收视数据安全”情况说明会,索福瑞公司总经理王兰柱,为维护收视率数据的真实可信,公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针对是否存在内部监管不力以及是否有高层参与内幕交易问题,王兰柱则表示否认。同时,会上曝光了干扰收视率的一系列手段,包括动用侦探公司跟踪、窃听、行贿……堪比谍战大片;索福瑞针对这种情况,自去年下半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与上级主管部门积极沟通;王兰柱强调,对这种扰乱收视率的行为,将会在掌握情况后移交司法机关。
质疑一:样本数量少 索福瑞独家垄断
回应:样本增加对数据精度贡献有限 20万可注册数据调查公司
收视率作为电视行业的通用货币,如今越来越被电视台和广告商看重。然而,在被倚重的同时,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质疑,索福瑞在全国范围内只有5000多户测量仪样本,取样数量能否代表真实的收视情况?《中国广播影视》就曾表示,“样本户的绝对数量和人员结构是索福瑞调查面临的老生常谈的问题。”《齐鲁晚报》更是表示,在人口有9000多万的山东,样本只有800户,其数据所反映的真实收视情况也遭遇不少业内人士的质疑。
对此,王兰柱介绍称,目前央视索福瑞在样本户的选择上是按照年龄、收入、职业这三个标准来划分的,其中拥有大专学历以上占据12%,用户基本能够涵盖电视用户的各个阶层。福瑞一家独大,垄断整个收视调查市场,才会出现数据被操纵的问题。
对此,王兰柱介绍称,收视率调查是一个准入门槛很低的行业,凡有20万的注册资金均可以成立此公司,而收视率除了样本户不透明外,其余一切均对公众公开。收视率基于统计学,不是绝对的自然科学,所以被质疑很正常。
对于质疑样本户数量有限,他表示,在一定的样本基础之上,样本数量的增加对数据精度的贡献有限:并举例称“美国的全国网数据,过去是4500户,现在也在陆续增加;我们的全国网有5000户。除了美国以后,样本户数量最大的是印度,有6000户;剩下的比如说英国有5300户,德国是5640个,”表示索福瑞的调查是符合国际和国内标准的。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调查统计研究所所长柯惠新也认为,如今中国收视率调查取样5000多户,与国际上收视率调查的样本规模相当,但对收视率比较低的节目而言,样本数量确实较少。
王兰柱也表示,目前如果300个样本户里,有五户家庭的收视数据出现问题,那将影响近一个点的收视率准确性,对于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增加样本户数量外,增加样本的轮换频率也非常重要,而索福瑞已经在着手增加用户样本数,并增加样本的轮换频率。
质疑二:样本户泄漏 收视率调查受干扰
回应:跟踪、窃听、行贿……卫视干扰情况严重 采用多种手段避免样本户泄漏
前不久,《人民日报》一篇《观众自述被收买经历:如何”配合“电视台造收视率》一文更是指出,有人向样本户送米送油让其长期锁定某卫视的节目,“收视率调查被干扰”的手段让不少人震惊不已。在今天召开的“维护收视率情况安全”情况说明会上,索福瑞总经理王兰柱表示,如今收视率调查所遇到的干扰情况远远比自己想象中严重——跟踪未遂工作人员、窃听索福瑞电话信息、公开高价征集索福瑞样本户……种种行为堪比谍战大片。而索福瑞已经采取多项措施对此进行规避,并将这些情况汇报给主管部门,并将部分事件移交司法机关。
干扰手段一:跟踪索福瑞公司工作人员
王兰柱表示,有机构雇佣私人侦探公司,监视和尾随索福瑞的工作人员,从而获取样本户的信息。针对这种情况,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索福瑞要求所有工作人员入户调查都不允许从办公室或住所进入,必须经过类似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确保“甩到尾巴”之后才能进入样本户家庭工作。
干扰手段二:探查、监听索福瑞电话
王兰柱还表示,有些不法分子则是通过各种关系从电信部门监听索福瑞的电话。由于部分数据采集通过电话调查,所以通过监听和打印索福瑞当地通话记录,通话次数较多、时间固定的电话就有可能是样本户家庭,不法分子就可以根据这些信息判断出谁是样本户。
对此,索福瑞投入300多万建立了内部电话交换系统。也就是说,以前样本户拨打的是当地索福瑞办事处的电话,容易被监听,而如今样本户所有拨打电话一律为索福瑞的北京电话,电话打到索福瑞北京办公室后通过内部交换再接通到当地办事处,这样就避免了当地电信部门根据索福瑞当地办事处的通话记录查到样本户的信息。王兰柱强调,这个系统改造是在去年年前完成的。
同时,王兰柱还表示,测量仪的数据是通过电话线传送的,而电话有可能被窃听,数据回传也有可能有问题,所以去年索福瑞投资4000万,对收据采集系统改造,从技术上采取的防范措施,屏蔽了电话信息被截获的可能性。
干扰手段三:高价收买样本户
王兰柱表示,获取样本户信息最难控制的方式,是某些机构通过网络高价招聘样本户。他举例称,有网络会张贴广告,“高价招聘索福瑞的样本户”,而在部分超市和小区,也会有寻找样本户并承诺给予好处的信息,这样的方式也可以寻找到样本户。
对于这种干扰手段,王兰柱表示,索福瑞会与样本户签订保密协议,而且保密细则越来越多,如今已经有30页之多;并表示也曾经试图跟发出招聘广告的网站进行沟通,但是由于没有法律效力,这种方式暂时不能行得通。更重要的抗干扰手段是增加样户规模,并提高样户的换户频率。
质疑三:数据被篡改 内部管理出现纰漏
回应:自比一家之中的“服务员” 努力完善内部安全体系
日前,东方卫视副总监徐向东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寻找、行贿样本户的做法其实还比较麻烦,而直接篡改数据则更加容易;在《人民日报》报道出“样本被污染”的消息后,也有不少媒体在怀疑,到底是谁泄漏了样本户的消息?更有不少讲矛头指向索福瑞内部。
对此,王兰柱予以了否认。他表示,数据调查公司就像一个家庭里的“服务员”,一旦出现了失盗事件,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是这个“服务员”,而他们的措施则是包括与国内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公司柏安公司建立合作;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加强对样户等机密信息的安全管理,包括在公司核心区域设定指纹识别系统,并建立安全管理体系。但王兰柱也同时表明,作为个体,他只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此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兰柱对东方卫视副总监徐向东认为收视率被篡改、情况普遍的言论不予回应,表示他不了解,记者可以去问发言的人。
质疑四:缺乏第三方监管
回应:希望建立行业监督委员会 索福瑞有用户委员会
《南方都市报》援引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电视台负责人的话表示,“地方卫视收买样本户,那他是从什么渠道拿到的样本户资料呢?如果说完全是收视率统计公司员工个人的行业操守吧,那公司的管理何在呢?我们太需要第三方机构了,比如德国,监管收视率的机构是属于政府监管之下的。”人民日报也在报道中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收视率调查过程中缺乏来自第三方的监督与相应管理惩戒机制,则为收视率造假减少了风险成本,人为操控索福瑞的样本户、‘改写’收视率数据的现象已经发生。”
在16日举行的“维护收视数据安全”情况说明会上,“加强第三方的监管”也被与会专家屡屡提及。王兰柱表示,“索福瑞一直号召积极推动建立行业监督委员会”,并表示索福瑞有过“用户委员会”,重大决策必须征得委员会的同意。
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信息所的副所长李岚表示,总局正在建立类似的机构,即公益性的收视调查中心,它是对市场上的数据实行一种监管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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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6月30日发表文章《个别卫视"收买"样本户 电视收视率发现造假行为》。指出与制作节目相比,“制作”收视率以其低廉的代价、隐秘且难以查证的造假方式,以及惩戒机制缺失的行业背景,正在成为个别地方卫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争上游的“幕后法宝”。[详细]
紧接着7月5日,《人民日报》再次刊登文章《收视率调查样本户讲述被电视台收买作假经历》。详细采访了某样本户因被一些电视台“收买”,提供了一些被“污染”的收视率数据,披露了成为“样本”后的遭遇,以及被“收买”的经过。[详细]
7月15日 《南方都市报》发表《收视率造假 这趟浑水深着呢》。通过对东方卫视副总监徐向东和湖南卫视执行副总编辑李浩的采访,认为“收视率造假”的情况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并呼吁司法介入,建立第三方监督机构对收视率数据进行监管。[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