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星音乐会策划者追忆当年“新星”往事

2010-09-20 11:14:28 来源: 北京晚报(北京)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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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的那个中秋节,9月23日和24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一群怀揣理想与勇气的年轻人,在36000名现场观众的见证之下,唱响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最为震撼的乐章之一。时至今日,每当人们追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端,仍会提起这个响亮的名字——新星音乐会。

程玲。
程玲。

吕会民。
吕会民。

张滨龙。
张滨龙。

邓壮。
邓壮。

北京晚报8月30日报道 30年前的那个中秋节,9月23日和24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座无虚席。一群怀揣理想与勇气的年轻人,在36000名现场观众的见证之下,唱响了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最为震撼的乐章之一。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声音,她结束了长达十余年的休止符,让人们重拾歌唱的愉悦。这旋律如此深入人心,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时至今日,每当人们追溯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端,仍会提起这个响亮的名字——新星音乐会。当这一切早已成为温暖的集体记忆,当年曾经策划和主办了那场音乐会的北京晚报人重又聚首,在上周召开了“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座谈会”,尽管青春已随岁月远去,但在他们的点滴叙述之中,理想还在,勇气还在。

两场演出,催生“新星”之梦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晚报刚刚复刊,人们对我们有一种寄托,希望借助晚报去反映心声,希望能够看到人民群众真正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当时整个晚报编委会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要带头冲破一些东西,而我心里非常明白,这在当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李士民(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时任文体组组长)

历史上的198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那是一个拨乱反正之年。5月17日,中共中央为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6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文革”错判干部一律平反。那是一个百废待兴之年。2月15日,停办多年的北京晚报于2月15日正式复刊;8月26日,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地设立经济特区。铁池是北京晚报复刊后文体组的首批年轻记者之一。铁池记得,当年在中山公园观看一场演出时,他被当时的新人歌手苏小明演唱的《军港之夜》深深地打动了。回到报社,铁池便找到时任晚报总编辑的王纪刚:“咱们能不能找苏小明这样的歌手,办一场音乐会?”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是大胆甚至犯忌的。据当时晚报副刊编辑邓壮描述,那一年,百货大楼里的砖头录音机成了抢手货,年轻人偷偷翻录、传唱着邓丽君的所谓“靡靡之音”,但街头的喇叭里却仍在放着“行进式般的歌曲”。晚报副刊当时组织了一场关于通俗唱法的讨论,以“泣声唱法”出名的李谷一,成了被批判的典型对象。

这些“叛道离经”的歌曲究竟能不能唱?能不能听?

时任晚报文体组组长的李士民做了一番调研。听说位于八王坟的印刷一厂礼堂里有场民间自办的音乐会,他就和年轻记者沙青钻到了礼堂后台去看个究竟。“满场啊,而且还有站着的观众,气氛非常热烈。”更让他惊讶的是,把一个礼堂搅得轰轰烈烈的演唱者,竟然只是个13岁的小女孩,个头不高,叫做程琳。这场演出给了李士民很大的触动。他说,当时的社会空气确实比较沉闷,一批年轻人有艺术才华,但是音乐没有解除禁锢,群众却听不到好歌,“我们报纸不是要起桥梁作用的吗?我们应该带头冲破点儿什么。”他说出自己的想法后,让组里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不久之后,听说苏小明在工人体育馆有演出,铁池又拽着王纪刚专门跑去看了一场。他当场向总编辑提出:“就是这种唱法,就是这种音乐,咱们到各地发掘演员去,来这么一场,怎么样?”王纪刚是一个开明的总编辑,他当即拍板:“好,你们就去办吧!”

两个使命:推新人,唱新歌

新星音乐会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这不是你想推就能推得出来的,而是当时的社会气候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条件。过去的观念对文艺形成了一种桎梏,怎样才能做到百家争鸣,百家齐放?怎样才能打破过去的框框?这是在人们心中酝酿却没法诉说的,我们搞新星音乐会,就是把人们心中想说的东西抒发出来了。

——张滨龙(时任北京晚报文体组副组长)

读者是在1980年9月18日的北京晚报上第一次看到“新星音乐会”这个名字的。当天报纸的头版不仅刊登了晚报举办这场音乐会的消息,还配发了一篇题为《推出新人,推出新歌》的文章,署名为“本报编辑部”。文章直接回答了一个至今仍然被人提及的问题:为什么要办这场音乐会?“为什么叫《新星音乐会》?新星,就是新的明星。过去,人们忌讳提明星这两个字,我们认为,为实现四化,各行各业都应该有明星,都应该有自己的尖子。我们报社应当宣传这些新人,宣传这些尖子,宣传这些年轻的新星。这就是我们举办《新星音乐会》的主要目的。”李士民记得,当时为了筹办音乐会,晚报编辑部曾经召开了多次会议,有一次,总编辑王纪刚坦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想法:“以前文艺界的很多著名演员,都是党有意培养出来的;现在这个工作因为‘文革’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党培养一拨新人出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那篇文章中还提到,“我们应该有广大人民群众爱听和爱唱的歌曲,举办《新星音乐会》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向广大听众推荐新的歌曲。”因此,当时准备参加这场音乐会的“新星”们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要求:每个人不仅要唱一首各自拿手的歌曲,还必须唱一首新歌推荐给观众。

第一首新歌的诞生

我们正别无选择地经历着一个消费主义的时代。我们为怀旧情绪所搅扰,是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消费主义浪潮的冲击。当年,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物质的富足以及对物质的崇尚;现在的年轻人已难想象,当年物质匮乏,却孕育着一个抒情年代。不过一场音乐会,竟留下了如此多的抒情诗篇。

——沙青(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

在新星音乐会的筹备过程中。谷建芬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幕后人物。那场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她指导过的学生,音乐会上演唱的新歌中,也大多都是由她创作的。不久前,提起新星音乐会时,这位老音乐家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感言:“我居然在75岁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是活着的人不易见到的。”沙青是到中央歌舞团为新星音乐会挑选演员时偶然结识了谷建芬的。谷建芬的家位于帽儿胡同,面积并不宽绰,最奢侈的家具就是一架棕色的立式钢琴了。那时沙青经常坐在床边或者靠着钢琴,听谷建芬弹唱她新创作的歌曲。

一首旋律轻快的歌曲背后,却藏着一个听起来并不轻松的故事。198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谷建芬去北海公园散步时,遇到一群聚在一起弹吉他的年轻人,她停下脚步,听着小伙子们扯着嗓子号叫般一通乱唱,心情顿时变得有些沉重。“没有适合他们唱的歌。”谷建芬突然感到了自己作为作曲家的责任。回家的路上,她便琢磨着要写一首可以用吉他弹唱的歌曲。后来,她找来了词作家张枚同发表的一首歌词,便开始进行谱曲。谷建芬告诉沙青,在创作的时候,她的脑海中一直浮现着公园里那群小伙子弹着吉他唱歌的情景。歌曲写好后,她又特意找来隔壁一位弹吉他的年轻人试唱,那个年轻人立即喜欢上了这首歌。沙青说,在筹备新星音乐会的时候,谷建芬已经创作了200多首新歌,他一边静静地听着音乐家弹唱,一边思忖着要挑选哪首新歌在音乐会上演唱。所有的歌曲弹唱一遍,他们的讨论又总是回到那首歌上来。这时候,究竟该挑选哪首歌曲,似乎已无需再说出答案。于是,新星音乐会上的一首新歌就此确定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有人毛遂自荐,有人擦肩而过

新星音乐会名义上只是一场演出,实际上却是一个政治事件。这一事件不仅在音乐界引发了一次强大的地震,而且还对每一个人的思维,在价值判断和价值取舍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现在看来,这等于是对当时社会形势的一次扳动。我们在那个时代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就是在书写历史,在创造历史。

——铁池(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

当年参加演出的8位歌手和1位报幕员,确实因为新星音乐会而一举成名。不过在筹办之初,能否挖掘到真正的“新星”,用铁池的话说是“一点儿谱都没有”。所有这些当年的新人,都是年轻记者们从北京的各家演出团体和大小音乐会中发掘出来的。为了这场音乐会,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全都承担演出的筹备工作,除了做好日常的新闻报道工作,每天还要挤出时间采写新人专访。有时忙得回不了家,就在办公室里用三张木椅子搭张床凑合一宿,睡醒了再接着干。回想起那段忙碌的日子,铁池说:“我们把这当作一种事业来干,就什么都不会计较。”

不过,也有些歌手遗憾地和这场音乐会擦肩而过。

当时年仅13岁的程琳和歌手李默同在海政歌舞团,当时凭借一首《小螺号》已经在民间小有名气。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后,曾经主动向铁池推荐:“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琢磨了一下:“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13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另一位未能参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争议漩涡之中的李谷一。按照最初的设想,大家打算请她做压轴演出,但是李谷一却嗓子充血无法演出。没想到的是,就在音乐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谷一就给正在报社的沙青打来电话:“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为了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已经有所考虑,不仅要请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要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参加。不过,铁池至今还有个遗憾,就是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而且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男声原创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议下,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来的《男子汉宣言》。

卖节目单,收了一车毛票

新星音乐会当年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在经历了一次“文革”的断层之后,社会大众对于文化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我们把握到了来自老百姓的这种渴望,并且把满足这种大众需求当作了媒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们也都很年轻,在那个年代经历了这一切,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历练。

——程玲(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

1980年9月18日北京晚报第四版的右下角,刊登着一则新星音乐会的广告。广告上写着详细的售票信息:“19日上午9时起在首都体育馆、北海体育场、宣武区体育场、新街口南大街清华体育用品商店、王府井大街利生体育用品商店、海淀区体育场售票。”但是当读者拿到第二天的报纸时,同样的位置刊登着同样的广告,文字被替换成了一行黑体字:“票已全部售完”。就连作为音乐会主要组织者之一的沙青,也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的票价:“背面观众席的是5毛钱,两侧观众席的是6毛钱,正面观众席的是8毛钱。”以当年北京市民的消费水平来说,这样的票价并不便宜,以至于后来还有读者给报社来信抱怨,当年的演出票价确实有点儿贵。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观众的热情。因为担心音乐会的票卖不出去,售票当天清晨5点多钟,沙青便跑到首都体育馆的售票现场打探情况。出乎意料的是,此时距离正式售票还有3个多小时,但等候在售票窗口前的人流已经从这里排到了动物园。没用一两个小时,两场演出的3万多张票便这样被一抢而光。

不过,现场的一万多人当时并不知道,那天的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特殊的观众。

就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前,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曾在副刊上组织了一场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当年这部抗日题材的爱国电影中,曾有一首著名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但是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曲却成了“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晚报副刊的那次讨论,实际上是对那部电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时在副刊工作的邓壮把见报后的讨论文章搜集在一起,送到刘雪庵位于广安门外的家中。当时,老人已经因为脑血栓而偏瘫,讲不出话来。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平房里,留给邓壮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双一直不停流泪的眼睛。在总编辑王纪刚的安排下,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特意把刘雪庵请到了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进行时,邓壮不时观察着老人的举动:“那天唱了什么曲目,我想他未必听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终都在哆嗦,热泪盈眶……”

演出后电话响了一晚上

在新星音乐会演出之前,我们大家没想到会有什么压力,但是事情发生以后,却遭到了强烈反对,那个时候把通俗歌曲妖魔化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北京晚报的领导是思想非常活跃的,没有他们的力主,这场音乐会恐怕也办不起来。

——吕会民(原北京晚报文体组记者)

今天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重温当年新星音乐会的演出盛况。一是来自中央电视台的现场录像,只是当年电视台架设的机位几乎都是固定的,画面都没怎么动过,看上去更像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现场记录。还有便是中国唱片社出版的塑料薄膜唱片。新星音乐会一张薄薄的唱片使中国唱片社实现了扭亏为盈。当时,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还曾拍摄了胶片,但如今却已找寻不到。演出结束后的当晚,北京晚报文体组的记者们便立即赶回报社。没想到,这一夜报社里电话持续不断,人们纷纷打来电话,诉说他们观看演出之后的激动之情。由于当时没有录音设备,负责接电话的程玲一边听着观众的感言,一边复述,铁池、过士行等记者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下了那一句句真实的心声。铁池回忆说,在那个打电话只能去公用电话的时代,这情景是不可想象的。不过,截然相反的声音也传来了。演出结束不久,在西苑饭店召开的一次研讨会,新星音乐会成了众矢之的,北京晚报的压力可想而知。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争议与阻力,但是新星音乐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被逆转。音乐会首演次日,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转播了演出实况;一周后的国庆节当天,中央电视台又向全国播出了这一节目。沙青说:“用这么多时长播出一个节目,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节目播出之后,当北京晚报的记者们奔赴外地采访时,在火车站、百货商场,甚至边防哨卡,所到之处都能够听到新星音乐会的歌声。不久前,在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30年纪念演出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晚报常务副总编辑张明非引用了这样一番耐人寻味的话语:“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了,意义就永恒,价值就永恒,思想就永恒。”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所有人来说,“新星”这个响亮的名字,早已被牢牢铭记心中,成为一座历史的里程碑。

K.K 本文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周键森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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