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明亮：我和台湾电影工业已经没有关系

网易娱乐9月10日报道（3pinky/文 663/图 视频） 四年前，《脸》在戛纳电影节上映时，有传因为片子被草率地恶评，蔡明亮一怒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是不能被改变的，于是总让人担心在说到“看不懂”这件事时会遭来白眼。谁知道采访一开始，他就笑着打开局面：“《行者》好像在大陆很红是吧？都说很烂。网友还说，听说蔡明亮还要拍续集，我叫朋友回他，我还要拍电视剧呢。朋友都来跟我说，哎呀谁谁谁又骂你了，我们都觉得很好玩。”

《行者》是他早前和一个视频网站合作的短片项目，没有情节，你甚至什么都看不到，除了一个僧侣一样的人用肉眼分辨不出的速度在行走。而这次为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闭幕的《金刚经》也是同一个系列，它也作为影像装置入驻双年展台湾馆。这个“慢走长征”的系列也在自己台北的咖啡馆里不断地回放，有个妈妈过来跟他说，“蔡导，我女儿说你片子很烂！”说到这里蔡明亮又大笑。做了这么久的电影，他才明白，“素质要改变，不能从影院改变，而是从画廊、美术馆改变。小朋友看电影不会被改变的，他还是会变成大众口味。”他也彻底自己与电影工业割席，“有时候问我台湾电影、两岸市场的未来，我说不要问我，跟我没有关系。很难交流，因为大家路线不同，我可能跟美术界更有关系一点。”

网易娱乐：《金刚经》跟之前在网络上流传的《行者》是一个系列吗？

蔡明亮：《行者》好像在大陆很红是吧？都说很烂，哈哈哈。我其实很少上网，通常都是朋友来跟我说，哎呀谁谁谁又骂你了，我们都觉得很好玩。网友还说，听说蔡明亮还要拍续集，我说你们回他，我还要拍电视剧呢（笑）！总之我可能有个所谓“慢走长征”的计划，这个概念隐藏在我心里面也蛮久了，因为我很想拍玄奘，但我也觉得有生之年能拍我想拍的概念。我其实没有什么大志，没什么愿望，活一天过一天，所有的工作都是别人邀请，很少主动想拍什么，也因为这样我可以很自由地创作，不用写一个故事去投案子。

之前突然有个采访问我有没有什么愿望，我说没有，如果有也就是想拍玄奘。提了之后也忘了，也没认真去想它。我特别喜欢这个唐朝的宗教冒险家，每次阅读他的故事都特别感动，特别是他一个人骑着老马横渡沙漠的那段，我记得曾经还激动到流泪。但这只是想法而已，一直到去年台湾国家剧院要我做《独角戏》，其中一个是李康生的，他在戏里演三个角色，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我父亲，一个就是玄奘。因为是独角戏，舞台上只有他一个人，有一场戏我让他从左边走到右边，从他变成我的父亲的过程，李康生想了很多方式，包括跳舞、很多肢体的动作，都觉得不太好，李康生就跟我说，能不能让他很慢地走，我让他走给我看。他一走，从这边到那边，剧场里有一个钟，我在看，跑了十七分钟。我当时非常震动，念头就来了：我要拍他慢走的电影，其实好像是跟玄奘这件事挂在一起的。这个舞台剧演的时候，他足足走了二十五到三十分钟，每一场都不一样，所以观众很可怜，两百个人都光看他走路，有人就睡啦，有人看小册子啦，有人看鱼缸的鱼啦，有人很认真地看他。剧场的观众通常都很和善，要离开也是轻轻地离开，不干扰他。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终于在剧场里面不用看到故事、表演、对白、音乐，如果你要休息就让你全然休息，但你也看到一个人走路走那么慢，我的意思是说，每件事情都是艰难的，人生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难不难？你要回忆你的爸爸要等很久的机会才能回忆。

之后大陆有个台商要拍一个手机广告，我很感谢他，但我跟他说，得了吧，你会很惨的。他说，我知道你的电影，你的电影就是看不懂，我就想拍一个人家看不懂但有印象的广告。我说，好，那我就让小康来走。这才拍了第一个，叫《无色》，就是他穿着这套衣服走路，前年年底拍的。很少人看到，大概有100多个大陆的媒体参加，大家看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很快就被马赛电影节的主席看到，他要把我请去马赛拍。我觉得很有趣，走路的影片居然有很大的回想，我觉得跟整个电影的生态是有关系的，大家急着表达太多东西了，没有看到影像也许可能回到更纯粹的概念。它有点像纪录片，又不太像纪录片。我记得第二个机会就是《行者》，在香港收到优酷的邀请，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我根本不知道优酷网，只是香港电影节请我，我就拍李康生在香港街上走。后来就引起网友的关注了，我觉得他们的回应特别有意思，四百万人评论，可能有九成在骂，但我还是特别开心，因为你们终于看到我的作品了！也许你只看一分钟，就知道蔡明亮就是这么样子，你说它是不是电影？无所谓。（）我觉得很有意思，直接就反映出大众观影的品味和对电影的概念。这是个需要被看到的面相，我自己也明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少数人才会看懂、能有感觉。但大部分-尤其年轻一辈的都没有耐性，而这个作品也不会因为你骂我而不见了。

网易娱乐：你觉得自己现在是艺术家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导演吗？

蔡明亮：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艺术界也是这样，音乐界也是，电影也是，到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艺术家。像费里尼、希区柯克、费穆，留下来的也是艺术品。可是我经历过的这个时代，感觉电影走到极度商业的地步，尤其市场一个一个被开发，人们对赚钱的兴趣有点凌驾在电影之上了。这是非常危险的，尤其针对亚洲观众来说，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什么素质，包括我也是，我小时候是看商业片长大的，没有机会看任何非主流电影。我们的选择性很小，这是政府和商人替我们选的。我后来慢慢发现，素质要改变，不能从影院改变，而是从画廊、美术馆改变。小朋友看电影不会被改变的，他还是会变成大众口味，你要把他的审美变得敏感，必须从小让他逛画廊、去庙里，电影反而是一种限制，让他们的脑子变得更僵化。要改变它，我觉得要从自己做起，如果我不改变的话我的作品也不会被看到，会被边缘化；所以不是我要改变，而是我的通路要改变，那通路在哪里？后来我发现是在美术馆，或者另外领域的空间，不是在电影界。影院只有商品，久了也发现做电影也是没有自由的，不被政府限制，也要背商人限制。当然也是互相呼应的，我的电影非常个人化，其他领域的人也会来找我，特别是美术馆，我才发现我在那边有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于我的观众是有利的。

网易娱乐：你更愿意你的观众在美术馆看到？

蔡明亮：倒不是喜不喜欢，而是我怎么被人看到，放在美术馆，普罗大众也会进去，尤其在台湾就是很好的示范，因为美术馆这个概念这几年在台湾很盛行，小朋友很容易被带进去。我记得我有个作品叫《释梦》，爸爸妈妈都带着小朋友进去看了三分钟，妈妈就受不了了，就毕竟他看到了，而且一放就放五个月，也没有票房的压力。而且当他知道他看到的是艺术的时候，就不敢那么容易骂他，他会用另一个脑袋去理解电影。我的电影也渐渐跟影院的渠道和概念脱离了。

网易娱乐：所以你现在跟台湾电影业已经没有关系了？

蔡明亮：没有关系。有时候问我台湾电影、两岸市场的未来，我说不要问我，跟我没有关系（笑）。我的确是这样觉得的，很难交流，因为大家路线不同，我可能跟美术界更有关系一点，像我来之前就刚刚完成了一个短片，是帮一个新成立的大学美术馆做的作品，也是影像装置，演员也是李康生和杨贵媚。我觉得也很好，我得到了更大的工作自由。

网易娱乐：你还像其他台湾导演需要辅导金吗？

蔡明亮：还是重要，它是资金来源的其中一块。我觉得拍电影是这样的，它总要有第一个资金，不管它来自哪里，比如《脸》第一笔钱来自卢浮宫，《黑眼圈》来自维也纳市政府，从这块开始再吸收别的资金，台湾这边我不太去找商人，《脸》那年卢浮宫也不是投资全部，也有部分资金从比利时、荷兰市政府的钱，基本就是艺术创作，好处是不用想回收的事情，它也做发行的工作，但只是为了曝光。我的情况特殊，就是我不需要考虑市场，即便我拿台湾政府的补助，他们的目的也很简单：城市行销。不过我谈的时候都跟他们说，我不会城市行销，我只会做作品。这是互相影响的，既然他们改变不了我，我必须改变他们的脑袋。大家拿钱出来做的都是商业思考，可我觉得你是应该为社会做事，钱也是人民的纳税钱，就算卖座了你开心一下那又怎么样呢？它应该是能改变这些人的素质而做的。我常常会让他们也很美办法。我需要这些资金的帮助，但我也有可做可不做的心态。我一直跟外界说希望《郊游》是我最后一部会在影院上映的长片，因为我不在乎在影院上映，这对我或观众来说意义不大。我想改变他们但不一定行，我在台湾想怎么做都行，但是在海外，他们动作更缓慢。《金刚经》放在哪里都可以，放在一堵墙上也行，换了空间之后，它的慢就不是慢了，我希望大家改变对影像的概念。我经常放这种短片，你觉得慢就睡吧，我就走了，

网易娱乐：大众的耐性很低。

蔡明亮：我比较柔软，一个片子看不懂我会希望知道为什么，而不是用一个烂字把它打死。我在台北中山堂建了一个咖啡厅，在那里放了《无色》，每天在一个墙面上循环地放。然后有个妈妈带着小朋友走过来，看到我就说，蔡导演，我女儿说你的电影好烂！（笑）我说，妹妹你多大？她妈妈说，四年级。我说你要记住一件事情，你看不懂的东西不要说他烂，长大再看一次。她妈妈就带着小孩子走了。

网易娱乐：有人说，现在跟蔡明亮都只能聊咖啡，不能聊电影。

蔡明亮：哈哈没有啦！我还是看电影、谈电影。我觉得电影就是拍得好和拍的不好这两回事，应该有人做不同的事情，我还看评剧、歌剧，我还读小说，这两天重读张爱玲的短篇，有不一样的领会，她的情节处理得很好。我只是觉得拍了十部剧情片，对自己来所够了，我的年龄和体力我知道，而做这件事的时候刚好我的习惯和艺术观是缺少情节的，其实我受的专业训练是非常情节、非常drama的。我想我是被欧洲电影的影像影响了，像我看德莱耶的《圣女贞德》，你都知道它的故事，它的画面每个都是长长的大特写，女人的表情重复又重复，对我来说是很强烈的感动。我逐渐会把它跟所有的艺术连接，就像你看画，它感动你，你可以站一小时盯着看，它动都没有动，是你的感受在流动。电影也是如是观。可是我们的电影教育是一个职业训练，当你把电影当做艺术训练的时候，很可能就不需要电影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