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之：做8年人艺院长“身体反正是散了”

于是之。（资料图）

网易娱乐1月20日报道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  于是之是一名演员，一名以演戏为生知名度很高的演员。在我看来，于是之的价值除去他在表演艺术上的成就外，主要是他的人格和他感受到过的那份痛苦。于是之的人格体现在他人生的方方面面：他的自律、正直、风趣、幽默；他的读书；包括他贫苦的童年所带给他的平民立场。1997年一家出版社出版于是之专集时,根据他自己的要求，书名定为《演员于是之》。而于是之名片上的头衔顺序则是“演员、北京人艺副院长”。时下，在形形色色的学者纷纷以大师自诩、形形色色的艺术家纷纷以贵族彩衣为逐猎目标时，于是之这类举动更凸显出了他那种平民意识，它们像于是之的一生一样，既平实朴素，又令人回味无穷……

而他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承受的那份痛苦，不仅来自他的性格气质，来自他那种底层人的高度敏感与自尊，更来自他曾主持过一家剧院(北京人艺)的工作。1984年、1985年前后，北京人艺《小井胡同》等几部话剧一度不能演出，于是之作为重要责任人，他所面临的困境既包括如何保护演出团队的积极性，又为院内外不喜欢他的人送去了诟病的口实。于是之夹在几种力量之间，感受到很深的惶恐与痛苦。

咀嚼过这类痛苦，懂得这份痛苦的沉重，使于是之与很多“艺术家”区别了开来。那不是演员的痛苦，也不仅仅属于个人。

问题还有另一面：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我二七年生人，属兔，我胆儿小。”不必美化于是之。但就是这样一个胆小的于是之，始终理解呵护着作家们，这是需要点勇气与操守的。

实际上，就性格而言，于是之有时更像《天朝上邦》中的索老四：“凭咱们爷们儿那点脾气，三句话上不来，就容易跟人家动武。可是，咱们又打不过人家……”也有时会让人想到《茶馆》里的王掌柜：“爷爷！回头他们打您您怎么办呀？”“那，爷爷会跟人家说好话呀！”

在于是之的诸多感慨中，有两句既幽默又耐人寻味：一是“一个台下的流氓，演不好台上的流氓”；一是“一家剧院的头头对作家，不能像当铺掌柜似的，成天耷拉着脸……”

基于命运的安排，我成了于是之一名小朋友

我1982年来到北京人艺，于是之是我的直接领导。整个80年代我在北京人艺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准确点说，是我与于是之的关系比较特殊，对于是之的了解相对方便一点。

于是之长我22岁，我在他面前比较随便，没什么拘束。于是之对我，可能觉得我喜欢读书，人也还算可靠，因此，与我倾心交谈的机会比较多。而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讲，我们都住在北京人艺。他的家在剧场四楼，我的写作间在三楼311。整个80年代，除了创作之外，于是之的欣喜与孤独，包括戏剧界时断时续的风波所带给他的惶恐、烦躁、郁闷，甚至读书写作偶有心得，他都要到我这里来说一说。我收藏了一批小条子，那些小条大都是于是之到311来找我时没有碰到我，钉在我门上的。那段时间，于是之接待国内外客人，如会见俄罗斯戏剧家代表团及台湾作家白先勇，都曾找我去作陪；遇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人生选择，如有人推荐他做文化部长，胡耀邦接见了他，他也要跑来说一说。

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他的孤独。他需要一名即使不能帮他拿什么主意，但至少不至于坏他什么事的年轻朋友。80年代，在那个风波迭起的年代里，基于命运的安排，我就成了于是之一名这样的小朋友。从而为二十年后的《我所知道的于是之》提供了一个基础。这个基础，至少是真实的，是同情他的，是希望理解他的。而我所讲述的一些于是之的故事也很可能是惟一的……

人有命运吗？有时命运对人是很不公平的……

于是之：“我那房子是在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

从1985年到1992年，于是之做了8年的院长。在西北，用于是之自己的话说：“上边给了我一个正局级待遇，给我配了一台车。打那儿开始，每天早晨起来，汽车‘呜——’把我拉来了，晚上‘呜——’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儿办好办坏不说，身体反正是散了。”

对于北京人艺这个院长，于是之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众望所归，上边也器重。这对于是之是个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一院之长事务纷繁，令人焦躁愁烦的事举不胜举。而他所醉心的表演艺术又无法维系，以至经常陷入矛盾痛苦之中。那些年他情绪起伏很大。剧院工作顺手时他就觉得还能干；而当困难和烦躁长期折磨着他的时候，他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最痛苦的时候，于是之想到过自杀。

80年代中期，《文汇月刊》上登载了一篇曹禺的女儿写曹禺的文章。在北京人艺的311，我不只一次听于是之说起那篇文章；不只一次听他重复文章中“曹禺的灵魂飘出窗口……”那个细节。每次重复完那段话，他总是感慨地说：“我在紫竹院的那个房子是在12楼，有好些回我站在阳台上，想顺那儿走下去……”使于是之感到这样痛苦的原因我不清楚，但于是之那种情绪是真实的。尽管他未必真的会从12楼阳台往下跳，但他脑海里确实出现过这种念头。

像于是之自尊心这样强的人，被下属当面羞辱，该是多大的痛苦！但我看到过这种场面。令人惊讶的是，于是之忍受下来了。一次在剧本组，于是之坐在一张椅子上。一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演员站在他面前，手指头指着于是之的脸，当面斥责于是之作过的某件事情。于是之抬着脑袋，眨着眼睛小声说：“我记不太清了,真的记不清了……”对方好像十分愤怒，毫不客气地说：“你记不清了？对你好的事你记得住，对你不好的事你就记不清了！”面对这一切，于是之居然只是尴尬的笑笑，什么都没说！那种唾面自干的神态真令人同情。断断续续出现的这类事情，在他心里汇积积压起来，前景只有两个：或者是爆发；或者如他想像过的那样，从紫竹院的阳台上，走下去……

于是之的散文风格，可能与他读过点鲁迅不无关系

1995年秋，于是之70岁。北京政协文史委员会赴西北考察，于是之应邀前往。

文史委员会希望能组到于是之的稿子。希望于是之能像李滨声先生写《我的漫画生涯》那样，写一写他的戏剧生涯。

于是之的散文创作是有口皆碑的。北京人艺曾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于是之的散文是鲁迅加老舍。且不论这个玩笑是否准确，有一点却是真实的——在于是之的散文中你能发现，他认真读过鲁迅。这在中国演艺界中是不多见的，时间大约是60年代初期，当时一批演员集中在上海，计划拍摄电影《鲁迅传》。于是之创作态度的严肃也由此可见一斑。

我一直觉得，于是之散文的风格、包括他性格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与他读过点鲁迅不无关系。

于是之：“1992年7月16号，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能演戏了……”

1993年于是之在《中国戏剧》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题目仅仅是一串阿拉伯数字：《92.7.16》。实际上，题目的真正涵义是：1992年的7月16日，对于是之来讲，是他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天。

文章开头这样说：“这个日子，对别的人都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那一天在我的戏剧生涯中出了些毛病。它告诫我，从那以后我再也不要演戏了……”于是之用语平淡，但平淡背后却丝毫不能掩饰他内心深处的痛苦。文章接着说：“两三年前，我就有了在台上偶尔忘词的毛病。这逐渐使我上台就有了负担。1992年纪念建院40周年的时候，再次公演《茶馆》。久不登台，我的负担就更觉沉重了。果然，演了400多场的熟戏，在舞台上偏偏屡屡出毛病。到了7月16号那一场，第二天就不演了，不知怎的我就特别紧张。开幕之前后台特别热闹，院内院外的朋友们纷纷要求签字留念，我就更加紧张。这以后不只一处，每幕戏都出漏洞。我在台上痛苦极了，好容易勉强支撑着把戏演完，我带着满腹歉意的心情向观众去谢幕。我愧不可当。观众偏偏鼓掌鼓得格外热烈，而且有观众送花束和花篮。不少人到台上来叫我们签字，我只得难过地签字。有一位观众叫我在签字时说点什么话，我不加思索地写一句：‘感谢观众的宽容。’反复谢幕不止时，突然听到观众席里有一个人叫着我的名字喊：‘于是之！再见啦！’我感动得不能应答，一时说不出话来……我的一生从演戏以来，只知道观众对演员的爱和严格，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观众对演员有这般的宽容。”

文章结尾，于是之深自歉疚地说：“卸装完了，疲倦极了，剧院用车送我回家。在首都剧场门口，没想到还有那么多的观众在等着我。千不该万不该，再疲倦也应该下车跟他们告别。但我没有那么做，一任汽车走去。每想起这件事来，我总谴责自己。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向他们道歉，批评自己的失礼了。”

轰轰烈烈地告别演出之后不久，于是之从领导岗位上也退了下来。从此进入了一生中一个难耐的寂寞期。对于一个一生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而言，由于健康原因而走下舞台遁入书斋，那种生活的反差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遵照朋友们的建议，于是之重新捡起了书法。但，书法真就能排遣孤独和寂寞吗？

1992年冬，北京人艺举行“大宝文学奖”发奖仪式。于是之没有到会，仅托人带来了一个书面发言。在宣读这一发言时，我身边一位戏剧界的前辈，用十分轻蔑的口吻肆意嘲笑着于是之，就像周围所有的人都不存在似的。惊讶之余，我渐渐明白了，在戏剧界，厌烦与嫉恨于是之的人也大有人在。吃饭的时候一位副院长跟我说：“一会儿咱们去看看于是之。听说他在客厅里披着个毯子，一个人在看《红楼梦》。”我因为有事，没能跟他们去。但，于是之披着毯子手捧一本《红楼梦》的神态，却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它令人想到了古寺青灯，想到了于是之一卷经书在手，像是一个远离尘世的僧人……

生活对于于是之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相信，于是之从来没有放弃过重返舞台的努力……

于是之灵魂深处的“小人物情结”

于是之有演戏的才能。

演戏、重返舞台、塑造那些光彩照人的形象，是于是之心目中的理想。这一理想燃烧在他的血液里。如何评价自己一生演剧生涯的成败得失？在他的心目中，存在着一个情结和一串数目字。

先说这个情结。

上个世纪90年代初，于是之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关于中国话剧的对话》。在这篇文章中,于是之流露出了一种情绪：他所扮演的那些人物，包括那些获得过很大成功的形象，诸如程疯子、王掌柜、老马……大都是一些小人物，基本属于小市民阶层。尽管他在文章中对这种思想迅速加以了否定，但你仍能感觉到，他心目中的某种遗憾和惆怅。于是之想演什么？想演《战争与和平》？想演库图涅佐夫？想演哈姆雷特？我没有就此专门和他交谈过，但我猜想，他心目中非常想演的那些人物，是鲁迅、曹雪芹、曹操、老舍，包括毛泽东……是那些灵魂像他一样矛盾丰富的叱咤风云的人物。于是之觉得，自己那些成功的人物创造，怎么也无法否认是一群小人物。对此他曾流露出过很深的孤独和遗憾，甚至隐含着某种自卑。

这种惆怅令人想到了契诃夫的《天鹅之歌》,一个演了一辈子小丑的演员，一生的宿愿是演一次哈姆雷特。于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在剧场观众全部散光之后，小丑站到了舞台正中，面对空荡荡的剧场演了一段哈姆雷特，圆了他多少年的梦想。尽管比喻不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于是之想演一些更复杂、在历史上更有影响的人物的愿望是根深蒂固的。不妨把这个情结称之为“小人物情结”。

这样分析于是之，不是出于一种武断。我至少三次答应过为于是之写戏，但三次却都因某种原因而流产。三次流产的合作，令我看到了于是之的理想。

第一次是一部独角戏。

戏分三幕，却只有一个人物，写了一位演员的一生。这部戏的创作起因，缘于于是之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番感慨。那大约是在1984年，于是之跟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才39岁，就让人家从舞台上给轰下来了……当时那种难受劲儿，比让我去死好受不了多少……”

在这个戏里,我写尽了一个演员在命运面前的孤独、哀伤、无奈。于是之对此极感兴趣。听完我的构想，他很长时间没说话，而说话时他的声音在发抖：“你写吧！你能写好。主人公那点情绪我能体会得到。一个独角戏，你选的又是那样的三个点，他心里得有多乱，多矛盾呀！太有意思了！从头到尾创造三个规定情境，让他说！撒开喽说！这绝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三段事，是人生！”

而第二个戏，是曹雪芹。

大约在80年代中期，于是之找到我：“尊驾如果有能力，不妨写一写曹雪芹。一部中国文学史,《红楼梦》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再者说，满台的大辫子!多有意思呀!”我当时被他说动了。文字材料之外，甚至跑到过京西，实地考察过所谓曹雪芹“著书黄叶村”的村落。也去过蒜市口16号院，那个传说中的曹雪芹生活过的地方。于是之对此寄予了很大热情，他帮我借了很多材料。并不断询问事情的进展。

而一旦真的进入情况之后，才发现可以找到的东西是那样少。曹雪芹可能适合写成那种线条比较简单的戏曲或歌剧，几番踌躇之后，决定放弃……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类失望，对于于是之具有怎样的分量，我是在很多年后才真正体会到的。此时的于是之已既不能说话，更不能再演戏。我很懊悔，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

人生可能就是这样。

人生的道理，当你明白了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于是之笑着向我爱人伸出右手，自我介绍说：“这是是之大姐……”

于是之的幽默，是尽人皆知的。

1982年的一天，我爱人第一次来剧院。那天剧本组正在开会，我依次向她介绍着组里的成员：“这是刘华大姐、这是封智大姐……”就在这时，谁也没想到，于是之突然伸着右手走到我爱人面前，握住她的手自我介绍说：“这是是之大姐!”

新民笑了，我也笑了，所有在场的人都笑了。

那之后不久，北京人艺因住房紧张，不能马上解决我们的住房问题，暂时帮我安排了一间写作间。那大约是秋天，一天，新民带着一些食物和换洗的衣服去看我。打开房门，于是之正在跟我和其他几个朋友聊天儿。发现了门口的新民，谁也没想到于是之最先匆匆迎了上去，只见他一脸愧色，语无伦次地说道：“您看，也没您的房……弄得您跑这么老远，带着吃的穿的，跟探监似的，真不合适……您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千万别憋在心里……”看他那神态，仿佛北京人艺不能给我们房，是他造成的。其实，那会儿的于是之仅仅是剧本组的组长，分房的事与他无关。于是之一席话，说得大家都乐了。但乐过之后，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很深的感激之情。于是之把我们没有住房这点困难已深深的印在脑海里。

于是之的幽默，往往体现得很机智，像火花一样，在与你的交往中时而一闪。

1985年，我应《人民文学》之邀，到辽宁兴城去写小说。记不清是有什么事需要商量，我给于是之写了一封信。但忙乱之中只寄走了信皮儿，没装信瓤儿。于是之接到这个空信皮儿，心里很纳闷儿，他给新民打了个电话：“跟您打听点事儿，您家先生从辽宁寄来一个空信皮儿。不知你们平常联络的暗号有哪些规矩。一般寄空信皮儿表示什么意思呢？”不等新民答话，他又追上一句：“是缺钱花了吧？”

新民乐了：“空信皮儿就是忘装信瓤儿了。没什么别的意思！”

于是之随口应到：“噢!空信皮儿就是忘了装信瓤儿了？您看，还是您有学问，我这儿琢磨一上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