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灾情牵动国人之心，也震动了娱乐圈众多明星，他们纷纷为灾区祈祷送祝福、踊跃捐款抗震救灾。在明星捐款榜上，我们看到有形的数字，也看到无形的情意，这样的排名是真正的“不分先后”。但是在中国，慈善捐款往往已经不是一件单纯的私人事务，而变成了可以供众人评说议论的公共行为。明星们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动辄就会引起不满遭受批评，这种现象很要不得。明星捐款救灾作为一种善行，更多的是爱心自觉，而不能被我们用来道德绑架。
以是否捐款和捐款数额作为衡量标准贴道德标签，将捐款视为有财富者和道德模范们的必然行为，本质上都是挥舞着“道德大棒”来要求他人。即使是面对灾难，是否捐款也没有道德上的义务限制，而是个人或者社会考量后自主作出的选择。以道德的名义让他人捐款，听起来十分道貌岸然。但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道德只宜律己不宜律人。我们既不能鼓动他人去牺牲，也无权要求他人高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并不如法律一般有约束性效力，不具备强制性。试图通过种种手段使用“道德大棒”要求他人作出慈善行为，不仅帮不了慈善，反而是在毁了慈善。希望有能力的人能更多地回报社会，固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施以舆论暴力，则是矫枉过正。
思想家阿伦特在论述善行时说，善行有一种“隐匿起来、不被他人看见或听见”的性质。这番话，用在中国各式各样如火如荼的逼捐行动上同样合适。当逼捐成功，捐赠人受于舆论或者其他威胁而不得不捐款时，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在为逼捐者而捐赠，还是为了慈善本身而捐赠了。或许还会有人认为，不管过程如何，能达到捐赠的效果就不算失败。这样的思维，只能催生“捐赠秀”，逼不来慈善本身和社会风气的改善。
在中国，各种五花八门的逼捐事件层出不穷。1998年特大洪水的时候，很多机构就明确规定了下属员工捐助的数目，然后直接从工资当中扣除，08年汶川大地震，这一幕也上演过。各种政府机关和企业，还有组织性逼捐：表面上都以捐款人自愿为前提，但实际上，出面动员捐款的人通常与捐款人有上级和下级的关系，或者组织方对捐款人的利益可以施展决定性的影响力，如政府与企业，学校、老师与学生、家长，这就令捐款人不得不满足组织者要求。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指出，以“组织”的名义动员捐款是一种传统，中国“历来如此”。
我们经常被逼捐，并为此感到愤怒，理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实际上，我们却因此普遍认为自己有权监督其他人有没有捐款，捐了多少。尤其是对演艺明星、运动员、企业家等公众人物，从排行、批评到恶语相向，都成了舆论监督的合理化说词。我们批评明星少捐或不捐，性质上当然与上述直接用权力扣抵工资的行为有所不同，但出发点和观念并无区别，从自己被逼捐转移到了逼别人捐，转化如此自然，足见我们的价值观早已被扭曲。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每一个个人，都有自由支配其合法财产的权利。捐款属于自愿的道德行为，体现的是爱心和奉献精神，逼捐则限制了人自由处理自己合法个人财产的权利。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次“公益演讲”时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要捐的钱，我捐得很开心，但你逼我捐钱，那不是跟强奸我一样吗?”话糙理不糙，强制性的逼捐，与强奸一样，本质上都是对个人权利的严重侵犯。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重创美国南部地区的几天之后，小甜甜布兰妮的歌迷网站上曾经出现了这样一个帖子：“作为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居民，我不得不说，布兰妮的行为令我作呕，她没做出任何金钱上的捐助。布兰妮生长在路易斯安那州，而她却对故乡的灾难视而不见。我希望她尽快捐款，否则就太丢脸了。”但与中国频频出现的“逼捐”舆论浪潮相反，这个帖子引起的讨论，几乎没有人支持那位原作者的意见。多数回帖表示，捐款是个人自愿的行为，没有人“必须”那样做。事实上，欧美国家很少出现逼捐的事情，因为它们多承认私有制，个人财产，即使是国家也不可侵犯。
由网民和媒体所共同营造出来的“逼捐”环境，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上的需求。中国现在倡导“以德治国”，又一直坚持着集体主义价值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恰恰是集体主义所推崇的，在这其中，对于个人私有财产的保护历来不受重视。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才催生了“逼捐”的大环境。道德和权力具有共生性，对道德纯洁性近乎偏执的追求固然美好，但是它对世界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敌视，它天然的非黑即白世界观，本身就为统治提供了最好的精神土壤。我们对于无私奉献的推崇，对于舍己为人的追求，对于道德逼捐的热衷，其实都是病态的对于道德纯洁性的追求。胡适的一段话说得好：“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文/叽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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