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辑部故事》：喜剧试验让观众不习惯

先说编剧，不管业内人怎么抢夺一部电视剧作品的话语权，但电视剧的营养浓度肯定最主要还是由编剧提供的。郑晓龙回忆当年创作老版《编辑部的故事》：王朔、冯小刚、马未都、李晓明、朱晓平、魏人、葛小刚等一干编剧，加上总策划郑晓龙自己每天神侃，根据当时的社会热点将剧本分成若干集，编剧每人领两集回去写，交回来的剧本有相声风格、滑稽戏风格，最后由王朔带领冯小刚统一修改润色，形成终稿。在当年的文坛中，王朔是文化痞子，既不同于正统的文学圈，也没有委身于通俗流行文学，所创作的对白中既有大量活用的政治话语，也有颇多鲜活的市井俚语，以及充满修辞手法的文学性话语，形成了《编辑部》独有的台词风格——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侃大山，嬉笑怒骂中透出机锋劲道。在这种台词风格的包装下，对当时社会热点的针砭时弊就显得特别活灵活现，再加上葛优没正形、玩世不恭的表演风格，以及李冬宝与戈玲这对明星人物之间你来我往、扯橡皮筋一样的互动，成就了《编辑部的故事》的魅力。

时隔22年后，当郑晓龙想再次将“编辑部的故事”搬上荧幕时，王朔已不轻易出山，郑请求多次也未能如愿。换了五拨编剧之后，《新编辑部故事》最终由曾经与郑晓龙合作过《我是老板》的巩向东执笔。首播两集后，虽然“新不如旧”评论几乎一边倒，但其实一部已经被奉为经典的电视剧换了作为主心骨的编剧，风格大变也实在情理之中。

再谈形式，《编辑部的故事》常常被误会为情景喜剧的开山鼻祖，其实不是（最早的情景喜剧是英达制作的《我爱我家》）。《编辑部的故事》不过是郑晓龙王朔冯小刚这些早期的电视人制造的“热点话题剧”，采用了系列喜剧的形式。准确的说，即他们借用“编辑部”这个壳，利用电视剧这种文艺形式来“吐槽社会问题”。正所谓“成也吐槽败也吐槽”，《新编辑部故事》就是太着力于“吐槽现实”——变成了“网络化的吐槽”——消费热点的文化速食，无法提供隽永的情怀。新版的“吐槽”密集程度不输于甚至大于老版，从“广告植入”、“名人交口”、“短信诈骗”、“公司争上市”，到“养生”、“鉴宝砸藏品”，再到“你幸福吗”、“剩男剩女非诚勿扰”，几乎涵盖了娱乐、文化、经济、民生的方方面面。但每一个“吐槽”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把网络上热络过的事件和评论搬到电视荧幕上演一遍，针砭时弊上并没有比网络高明和深刻多少，在时效性上却成了隔夜茶。

郑晓龙曾经说过，“娱乐低俗不低俗，要看用没用社会现象这种文化的形式对其进行包装。”遗憾的是，《新编辑部故事》缺少了这种“对社会热点现象的文化包装”。无论是影射明星“膨胀的存在感”，还是选秀的“审丑炒作”，都透露出一股浮躁的荒诞意味，失掉了老版实实在在的文化批判力度。剧中一干人物，除开已经升为主编的戈玲（吕丽萍饰）还保持着文艺女中年的气息，其他诸如黄海波、王千源、井柏然等出演的编辑角色，身上已经全无半点知识分子的气息，变成小品和漫画式的夸张人物。

在这个意义上，《新编辑故事》与其说是续写了《编辑部的故事》，不如说是“时装版的《武林外传》”：除了故事依然发生在已经改名换姓的那个编辑部，表演模式、台词风格、讽刺核心，都已经距离《编辑部的故事》很远。实际上，郑晓龙在谈到《新编辑部故事》时候，也屡屡提到自己对《武林外传》的观剧体验，表示新版要整合黑色幽默、无厘头喜剧、动作喜剧于一体，打造一部“重口味先锋喜剧”。

但《武林外传》本来就是一部背景架空的古装剧，所以当人物在里面载歌载舞、夸张表演时，不用担心观众用“太假了”、“不真实”来评价它；而《新编辑部故事》作为现代时装剧，观众很难完全剥离真实时空来看待它。虽然郑晓龙为此特意花费不少资金，设置“亦真亦幻”的场景，比如从编辑部窗口看出去，既能看到央视新大楼，也能看见帝国大厦，还能看到台北101大楼、香港中银大厦、迪拜大厦——但对观众而言，这种创新性的、刻意的虚境营造太微不足道了，不足以扭转强大的观剧习惯——相比之下，更加扑面而来的是演员们夸张的肢体语言，“作”和“表演”痕迹太重，很难让人适应。

诚然，在一堆意淫成风的神奇抗战剧、涂脂抹粉的奇情年代剧、白日梦一般的弱智偶像剧、鸡毛蒜皮的狗血家庭剧中，《新编辑部故事》还是有它足够的优点：还在试图用电视剧这种形式探讨人的精神生活、社会的热点矛盾、个人与社会的冲突这些已经快被市场彻底丢弃的“形而上”情怀。所以虽然剧本不给力、表演方式观众难以亲近，依然能够看到其在展示文化和社会变迁方面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