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灾难就创作赈灾歌曲有没有必要

韩红怒斥唱赈灾歌的人其实是种道德谴责

四川雅安7.0级震灾发生之后，各界救灾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之时，韩红突然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爆粗怒斥——“为什么国家一有灾难有些人总写些歌，找歌手来唱？！谁有心思唱找谁去！我××没心思！就不唱！”韩红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她的尖锐。当然，韩红的这种说法略微片面，甚至偏激，自己做得到位当然很好，但最好不要从道德上去要求他人——艺人写歌唱歌祝福灾区是他们的自由。

韩红的片面之处在于，她强行给“善行”划了一个框，在框内的属于“善”，比如她捐款50万，并组织爱心救援车队奔赴灾区；在她眼里，写首歌自然是不入法眼的，于是遭到她的鄙视。这个框子一旦固定起来，行善就有了一个严苛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外的人都被自动过滤，甚至被斥为“伪善”，“善”就此蕴藏了“恶”的潜质。韩红也许是心直口快，但她的尖锐和犀利，是站在制高点上的道德谴责，而这类谴责，几十年如一日地绑架着我们，让人对“行善”这个举动无端产生了心理负担。

一首好的赈灾歌曲不比抢救生命更次要

韩红还说：“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命还重要吗？”当然了，目前而言，到灾区救人肯定比唱歌重要，但我们不能一窝蜂都跑到前方去，留在后方唱唱歌做个义演也没什么不好。说到底，韩红的斥责其实也算是一种攀比，攀比“行善的方法”而已。

但如果我们认真计较的话，有时候，歌曲的力量也是无穷大的。二战时代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歌手唱了一首《莉莉玛莲》，居然抵得过枪林弹雨，让英德敌对两军能趴在一条战线上听歌，依“呼唤和平”的角度来讲，此歌力量未必小于无数次“有诚意”的谈判。而当代也有很好的赈灾歌曲，比如迈克尔杰克逊谱曲的“We are the world”，为非洲灾民义演的一首歌（还有呼吁世界和平的“Heal the World”），传唱至今，振奋人心，不比去前线抢救生命更次要。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好的赈灾歌曲是有力量的。

但“逢灾必谱曲”多半产出的只是“文艺八股”

不过，韩红的质疑“为什么国家一有灾难有些人总写些歌”也有其道理，这就牵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每逢灾难来临，就创作新的赈灾歌曲到底有没有必要？

一有灾就写新歌，反复表达雷同的善意，久而久之也便成了命题作文（于是就空洞了就无病呻吟了，更别说有些是为了呼应官方的宣传而创作的），在这一大堆“作文”中间，广被传唱的也不过是《爱的奉献》、《感恩的心》、《明天会更好》之类；可以说，“逢灾必谱曲”简直变成了“文艺八股”。

看看那些“对症下药”的赈灾新歌，灾难过后就与民众“相忘于江湖”了，根本不存在“经典”“传世”一说，浪费资源不说，更加浪费情怀。这些新的赈灾歌曲既无价值，也没有任何激励人心的力量，写来无用，不如不写——当然了，如果你确信能写出传世经典，也是可以写的，保不齐新歌里会有经典，只是，这种几率少之又少。

欧美娱乐圈其实是个很好的镜鉴。再多的灾难都阻止不了他们周而复始演绎经典曲目，既不浪费资源，又易引发民众共鸣。于是，每每有救饥慈善活动，“We are the world”都会成为联唱曲目，而哀悼某位受尊重的名流时，艾尔顿·约翰的《风中之烛》（Candle in the wind）更是百唱不厌。

灾难当前，写歌唱歌还是前方救人都是自由，我们不应批评艺人的个人行为，但如果写出的赈灾歌曲只为应景，甚至烂俗不堪，被骂也是活该。不过，要区分清楚的是——骂的是作品，而非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