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吗?邓文迪和普京同样做一件事的时候,前者对世界造成了更大的影响。一周前,普京离婚,全球媒体波澜不惊;而等到默多克宣布和邓文迪提出离婚时,所有人都哗然了,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各种言论铺天盖地,媒体也发了疯似的发布各种小道消息,甚至试图把邓文迪40年人生经历里的任何痕迹都扒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因为普京的成名轨迹与他的婚姻无关,而邓文迪被世人所知则完全靠她的婚姻。关注邓文迪离婚,等于关注她的奋斗史和价值观,其中绕不开的讨论就是:邓文迪算是“成功者”吗?
邓文迪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是个成功者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如此热烈,完全因为邓文迪所处的时代。如果在女性权利和意愿不受尊重的一千年前,邓文迪可能会因为曾有三次婚姻被所有人唾弃,甚至会被施以私刑。所幸,她生在当代,一个价值观日趋多元的时代。所谓多元价值观,就是尊重个体意愿及其差异,鼓励每个人寻求不同途径的自我满足。同样,“成功”的标准也应是多元化的,本质上,我们对邓文迪是否“成功”的讨论,就是对“邓文迪的价值观是否值得推崇”以及“邓文迪在她的价值体系里是否成功”这两个问题的讨论。
邓文迪一生追逐财富、权力和名望,她在这个方面成就显赫:在上流社交圈已经建立起了非凡的个人影响力,而且和女儿们拥有数以十亿计的美金。邓文迪的几次个人商业尝试都效果平平,也许会拉低她的成绩:她在Myspace进军中国的过程中一度雄心勃勃,但最终折戟沉沙;投资电影《雪花和秘扇》更是票房大败。不过,即便邓的个人商业才能未得到市场认可,但她在自己的价值体系里仍然称得上非常成功,这一点是无疑义的。
邓文迪的价值观不会被一些人所认同
那么,邓文迪的完整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呢?邓文迪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她的观念,更不会掏心掏肺地对记者讲述自己的人生。我们只能从她的经历和行为来推测她的价值观。在邓文迪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上,有几个基本被确定的事实:1、在美留学时,21岁的邓文迪寄宿在一对美国夫妇家中,随之与53岁的丈夫切瑞发生了婚外情。切瑞与妻子离婚后娶了邓文迪,这段持续2年7个月的婚姻让邓文迪得到了美国绿卡。2、与切瑞离婚前后,邓文迪与一位沃尔夫先生开始同居,并用他的资助支付了自己的留学费用。3、进入新闻集团工作时,她主动结识了默多克(至于结识默多克的具体方式,则有“泼红酒”和“担任中文翻译”两种说法),并在一年后与刚刚离婚17天的默多克结婚。在第一个故事里,邓文迪伤害了好心帮她拿到留学签证并收留她的切瑞夫人,然后拿到了绿卡;在第二个故事里,她伤害了切瑞先生;第三个故事里,她可能并没有伤害任何人(按照默多克的说法,他和邓文迪开始恋情是在他与前妻决定分手之后)。根据上述故事,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为了出人头地,邓文迪可以冷酷无情地伤害他人甚至是对自己有恩的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知恩图报”、“不损人利己”是自己长期遵守的道德底线,邓文迪的价值观显然击穿了自己的底线。
透过邓文迪的“成功”迷雾,批评邓文迪伤害他人的行为,可以说是维护普适道德准则。而微博上另一种常见批评——“邓文迪为了名利牺牲爱情”,则隐含着更高层面的意义,那就是对生活意义的探讨。所谓“牺牲爱情”的说法,实际上是个人选择,本来并无可批评之处:我们既无法得知邓文迪在她的几段婚姻里有没有爱情体验(要知道每个人的爱情触发条件都不同),也不能要求邓文迪基于爱情来选择结婚对象。但是,这种评价恰恰说明了议论者对生活的更高追求:不愿意为了登上顶峰而牺牲人性中本能的情感。
邓文迪是否值得推崇取决于你能否认同她
人们基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邓文迪的“成功”和她的价值观,这是让人欣喜的场面。罗素曾描述一种典型的不幸福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期被剥夺了一些正常的满足,于是就仅仅对成功给予不恰当的重视。我们讨论邓文迪的角度越丰富,越说明我们对“成功”的理解越多元,对其内涵的要求越饱满。
还有部分人的讨论集中在邓文迪的成功方法上,试图通过研究邓文迪的人生,来总结出一些方法来复制她的“成功”——有人根据“性格色彩学”分析出邓文迪是“黄色性格”,认为“冷静坚定、不受外界影响,才有追逐成功的一生。”有人翻阅了邓文迪的全部278条微博,发现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字是“congratulations”和“谢谢”,于是认为“不断感恩,富有激情的人才会不断向上,不管你是不是真心”……这种“邓文迪成功学”的出现更值得反思和批评。因为对所谓成功的崇拜,很多人试图模仿身边的有力者,由崇拜抽象的成功,变成崇拜和模仿具体的“成功人士”。譬如说,士兵模仿军阀,教徒模仿教主,当地机关的公务员模仿县委书记,希望快速获得财富和权力的年轻女性当然就模仿邓文迪——当人人都怀揣着只问其结果,一元而粗糙的成功梦时,成功学就极易诞生;当丧失了多元化的价值观,成功只能用一种评判标准来衡量的时候,个性就会被吞噬。
每个人对于成功的认识,都是基于自己的经历和独特个性,对于他人的成功一味艳羡然后拼命模仿,最终只会失去真实的个人生活。(文/袍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