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两位成员的服装都是百人娱乐提供,艺人自己没有选择权。“我不觉得那个(墨镜皮衣)好,”徐明朝说,他觉得曾毅最顺眼的造型就是穿西装,“成熟型男就对了,20年不变。现在对他俩只有情感包装,以前是组合,到年底开演唱会就是爸爸妈妈了——突出他为人父母的社会角色,更有责任感。这对艺人是加分的。”
徐明朝还跟曾毅聊天说,将来凤凰传奇要是出事,那就是出丑闻。“不是曾毅跟玲花——他俩出不了丑闻,除了工作私下里就打个电话偶尔吃个饭。这个丑闻就只有我跟曾毅能够发生,就像现在文章这个一样……形象太重要了,一旦破坏掉,凤凰传奇就不是凤凰传奇了。”
我问过很多采访对象一个同样的问题:凤凰传奇能成功是因为歌还是渠道?以《荷塘月色》为例,很难说是这首歌成就了那款音乐手机,还是厂家承诺的两年内2.2亿元广告费成就了《荷塘月色》。徐明朝说,那款手机在当年卖了一千多万部。
多数人的观点是,歌曲更重要。但徐明朝说他“完全不同意”。这不难理解,因为他和他的百人娱乐做的就是推广凤凰。但当我问起他是怎样推广凤凰歌曲的,他又故弄玄虚:“不告诉你。”
“这个真没法说。可能我讲这个有点煽情,但事实就是我24小时包括做梦都在想每首歌该怎么推广。”徐明朝对矫情的敏感渗透在他所有的表达中:他蔑视并攻击一切“装逼”;倘若自我表达中出现类似嫌疑,他会首先自我宣判。
徐明朝也承认“歌好”是前提,“你得具备火的资质,作为每年500首新歌之一,你怎样能干掉其他499个小伙伴呢?就是你在推广,平台,录出,传播,延展性,各个方面都比他们好。”
换言之,他的推广手段就是让凤凰的歌在从百度音乐、视频网站到音乐盒子,从央视到地方台各种节目的全方位展示。“有些人可能在电视上有名,但网上没推好;也有些是反过来。但凤凰每一步都跟上了并且铺到位,结果就是电视上、马路边、公交车上、商场里到处你都能听到凤凰。有句话说,你可能从来没主动听过凤凰的歌,但凤凰的歌每首你都会唱。”
即便如此,徐明朝称自己没有能力让哪首歌“包红”,哪怕用再多的钱去砸。“我有一半歌推瞎了。像我着力推的《醉美天下》、《吉祥如意》和《奢香夫人》,就都没火。一首歌的火是可遇不可求的,跟旋律无关。”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平台对歌手也有选择权。如果只是用钱砸的话,比凤凰舍得花钱的公司多的是。比如,为什么央视三套和音乐频道老放凤凰传奇的歌?
“央视爱放我的歌是因为我愿意去,他让我录我就录,我跟他们不讲条件。”徐明朝说。
央视三套《开门大吉》制片人刘正举印证了这个说法。2011年,他做过一档叫《开心歌迷汇》的节目,给凤凰传奇做了个专场,“凤凰的专场是那个阶段的收视最高点,也是那两个月收视最高的节目。”刘正举说,那是他第一次跟徐明朝打交道。“他们很认真,要求唱现场。我说真唱的话现场实音可能会有问题,效果没法保证。他说没关系我们带调音台和乐队过来。我说乐队费用太高了,他说这样,你们能出多少就多少,剩下的我们来出。”
徐明朝透露,2013年,凤凰传奇的3场演唱会免费在央视播了一百多次。实际上,从央视早期的《同一首歌》、《欢乐中国行》开始,凤凰传奇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徐明朝说:“港台艺人都是拿演出费,内地艺人也有拿的,我们就不拿。因为我们没火的时候就是董卿给的机会,孙斌(《欢乐中国行》导演)老师给的机会,不能等我红了之后就跟人家要钱。”
“印象里他们在《开门大吉》里的收视率比其他歌手要高20%-50%,”刘正举统计过同一节目里歌手的收视率,“韩红收视0.6,潘玮柏0.4,凤凰就能到1.4,最高的时候能到1.8。我们花很多钱请来韩国的组合Super Junior,发出去的观众票黑市能炒到5000元一张,这节目播出收视率只有0.4,大部分受众不认。”
刘正举列出的收视率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凤凰传奇跟央视三套的观众群比较对味。根据刘的描述,这个观众群大体是这样的:北方中老年居多,低收入,初中及以下学历占大头,农村多于城市。
“他们不走明星路线有道理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靖教授说,文化工业是她的研究领域。“因为追星需要一个粉丝的群体身份认同。像凤凰传奇的受众,这个阶层还没进入到那个消费模式里面。包括那些听凤凰传奇演唱会的小业主,可能经济上他们已经中产,但他们没有文化资本。凤凰传奇吸引的受众还没有这样的自我意识——通过消费获得身份地位,我听谁的歌就显示我什么身份。他们还没有。”
与张柠的观点类似,吴靖认为凤凰传奇填补了一个被传统称作“人民艺术”的空白。“老百姓就是极端缺少文艺生活。这个阶层不需要官方组织的送戏下乡;而大的唱片公司提供的,又跟他们的需求对不上。”
毫无疑问,凤凰传奇抓住了这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