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立的社会洗尘之路

演员袁立已在银幕上消失近三年。最近一两年来，她在微博上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时常语出惊人，引爆话题和焦点。而上月，她以志愿者身份跟随“大爱清尘”公益活动发起人王克勤一同奔赴陕西、湖北偏远山区探访尘肺病农民，再次回归公众视线。

经过多方打听，没有经纪人没有助理，且并不住在演员扎堆的雾都北京，在袁立从山区发出第一条微博开始深水娱小组辗转尝试各种方式联系袁立，一些杂志和曾经与她合作过的媒体给了我们她曾经在北京使用的电话号码，拨打后却成了一个空号，最后不得已我们给刚从山区回来的袁立发了微博私信，这个和演艺圈失联许久的演员把自己的电话给到了我们，才有了与这位许久不见的“杜小月”的一次深度对话。

在探访尘肺病农民的路上，她不断发微博直播自己的见闻和感触，呼吁大众关注尘肺病人。在得到不少网友点赞支持的同时，也有人给予“差评”，质疑她在作秀。面对争议，袁立回复简单而又直接，“个别人觉得我作秀，有本事让他们也下乡。”

微博直播非作秀 只因自己救不过来那么多人

草帽、素颜、朴素的衣着，随地而坐玩手机，这是袁立从7月9日之后晒出的照片形象。她参加了为时十二天的“大爱清尘”陕西、湖北山区尘肺病患者的探访调研。期间，袁立将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分享”到微博，获得好友崔永元的转发和赞许，“在杭州，@袁力（袁立）说：我要去大爱清尘做志愿者，我想看看尘肺病人怎么活.....她真的去参加了，她走近那些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兄弟姐妹，她为他们呼吁呐喊争取权益和捐款，有几个名星能做到？”

近一两年来，袁立持续在微博上参与公众话题讨论，快言快语、简单直接已是委婉说法。去年因为关注浙江十字架拆迁，作为基督徒，袁立和孙海英在微博上被网友骂得厉害。面对网络言论，袁立自称差不多“已刀枪不入”，但就在去年年底，袁立晒出流泪照，“并不是他们把我骂哭”，袁立说，是崔永元事后的劝慰让自己“没绷住”，“人可以对抗拳头，但是经不住你那么摸摸头。”

于袁立而言，微博上140个字不能展示任何语言魅力，但“140个字是一个态度”，“我要表达的是，每一位公民都有义务来关心自己的国家。”袁立认为，作为公众人物，更有必要利用好这一点，对公众进行善意的引导，做善事，帮助弱势群体。“因为你要知道，在你的国家，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你所居住的城市那么好，还有很多的贫困。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袁立说，这就是自己为什么做公益还要直播，“人太多了，就我们几个人哪救得过来，得让更多的人看到。”

7月23号，在网易娱乐记者采访“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时，袁立发了微博：安全生产多么重要，人是万物之灵，比什么都宝贵！职能部门必须有严苛的监管力度与制度！1930，美国最后一名尘肺病消失，矿场安全不合格，罚款无上限！1970，日本消失尘肺病。当我们经过隧道，戴上金饰，请记念他们。

王克勤看到后，立即转发纠正，“【致歉】美国是1930年代基本消灭尘肺病，可能我没向袁立表达清楚。”王克勤向记者说明，此举是为了替袁立“把责任担过来”，否则不准确的表达可能又会给袁立招来喷子。

袁立记得过年前自己的粉丝数量还有一千六七百万，现在这个数量已经减少了五百万。“每一秒钟非常均匀的在掉，这是机器在做的。但我无法指责。”“可不管你少不少我粉丝，哪怕我的粉丝最后只有一个，我也要说，这是我说话的平台。”

part2

山里的农民兄弟开着摩托车接明星回家住

王克勤没有想到，袁立“会真的来做志愿者”。参与过“大爱清尘”活动的明星不少，“但下到村庄的，袁立是第一个。”

而对于这个经历，袁立认为自己是自讨苦吃，“当时朋友们都在美国啊，台湾旅游，我就想我真的要跑到山里去吗？”

2009年，河南民工张海超为了证明自己患有尘肺病，在多方求助无援的情况下，开胸验肺。因为这条新闻袁立关注到了这个群体，并联系上了王克勤。7月初，“大爱清尘”2015年陕鄂第一次调研活动即将展开，微博私信上，王克勤邀请袁立，“要不你来看看尘肺病农民是怎么活的？”袁立回答：随时调遣。

出发前，王克勤一直在“恐吓”袁立。“我说我们很辛苦，跑的是青山沟，住的都是窝窝店，你能不能受得了？她说‘你能住啥店，我就能住啥店。你住农民家，我就能住农民家’。我说我们吃得很差、吃得很糟糕，有时候会饿肚子，你能不能受得了？她说‘你能受得了，我怎么受不了’。”两人约定，在西安碰头。

“鸭舌帽压得有点低，双手搭在双肩包上，我们不跟她说话，她就不主动说，一直在观察。”“这是一种戒备的肢体语言。”“大爱清尘”陕西站负责人王惠芳回忆在机场看到袁立时的第一印象。

后来，袁立告诉王惠芳，“我今天我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来观察你们，来看看这个苦难到底是什么样，我不着急深入进去，但我一定要看到。”王惠芳明白了她的戒备。

王惠芳带着袁立来到了西安住的宾馆，和王克勤等碰头，“看了房间，她任何条件没提，说，‘哎，不错嘛，挺好的’”，王惠芳知道那个环境不好，“地板都是翘起来的，踩都踩不稳的，我们也想给她安排得好一些，但我们的条件只能达到这个标准，志愿者都这样。”

8号当晚，王惠芳安排好工作后，所有人都穿上了“大爱清尘”的志愿者服装，除了袁立。“刚开始我是本着考察这个公益组织值不值得捐助去的，并不想就跟他们一起。”袁立跟网易娱乐记者解释直到第二天晚上，她看到所有志愿者都是认真做工作，她才换上了志愿者服装。

志愿者工作第一天，袁立花了65块钱在镇上买了一条黑裤子，“钱是一个一线尘肺病患者兼志愿者给我垫的”，花6块钱买了草帽开始踏上志愿者之路。

还没到患者家中，袁立便被眼前的情景打动。通往患者家的路因为山体滑坡阻断，“尘肺病农民，就是一期患者，比较轻微的那种，浩浩荡荡的在河对面，摩托车阵势排开，五六辆摩托车，来给我们接走，就是农民兄弟送部队的感觉。特别感动。”

袁立发现有的尘肺病患者连50块钱一个月的药费都拿不出来，只能干熬着的，“那我一定要给他的嘛，这个50块钱上去让你舒服点也成啊”。

“那么多真实存在的病患”，而‘大爱清尘’的帮助需要核实批复，来不及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变成，看到就送钱。”由于出门时袁立身上就带了两千三块钱，钱一下子送完了，她就一次次到ATM机取钱。当地的ATM机一次只能取三千，每天的最大限度只能取两万，袁立不停的把卡插进去，一直取到两万为止，“然后一天限额没有了。”

“我觉得帮助别人的时候一定要尊重人，一定要放在信封里面，而且不要拍，帮助就帮助了，拍什么？但是如果拍到了，是要有个信封的。” 袁立把这种小心翼翼归纳为“捐助和施舍是两码事”。

“我是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袁立的这种敏感从婴儿时期就开始了。小时候，她不是个漂亮的小毛头，爱哭闹，母亲不欢喜她，还不到1岁半，袁立就有朦胧的记忆，母亲把她放在窗口，吓唬说：“再哭把你丢下去。”1岁半时，她有了似洋娃娃的弟弟，妈妈每天下班后在床上逗弟弟玩，袁立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也需要关注。后来，袁立被送到了上海姑姑家。这段往事，她写进了书里，母亲看到很生气。袁立对母亲说：“确实是你给我的印象嘛，我实话实说不行吗？”

这种敏感一直延续袁立到长大，成为明星。活动上，记者找别的明星签名，袁立会感觉到自己“被晾在一边。”在一户村民家中，一名村干部给袁立倒水，杯盖没有拧好，开水洒到袁立右手上，“那种痛火辣辣的，烧心”，但袁立一声不吭，“你没办法叫，你叫了人家会更愧疚，烫了明星，怎么办。”

山区让袁立觉得最困难的是上厕所。“农民的厕所底下全是屎。你就屏住呼吸。但是你实在屏不住了，哇，一口不行了。还有都是蚊子苍蝇在咬你屁股，特臭，完了之后羊和鸡还进来，在你周围转你知道嘛。”几天下来，自称“铁人”的王克勤也被山路折腾得吃不消，而袁立“是志愿者里走得最快的人”，“太强了”，采访中，王克勤反复用这句话形容袁立。

王克勤没想到过一个女演员为何能如此强悍，直到袁立告诉王克勤一个故事，“她说她是江苏江阴籍，当年清朝人杀到江阴的时候，江阴全城人拒绝留辫子。留辫子意味着向清朝臣服。江阴人宁可杀头，不留辫子，被屠城。有5户人家逃跑成功，袁立说，她的祖宗就是这些人，她身上流着这种江阴人的血液，我一下就理解了，这就是她的作派。”

所见:煤老板的老婆们让一个小镇上的消费远超北上广

“惠芳姐，我发现我以后可能不会再带金银首饰了。看到这么多人，这么多苦难，因为挖金子，挖煤，最后得了这么沉重的病，而那些矿老板却盖着豪华的别墅，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伤害他们的事情，我们把他们付出的东西，炫耀自己富贵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残忍，我心里不能承受。”探访走了一圈后，袁立告诉王惠芳。

“这是她亲自看到的，走了一圈下来，把身上所有的饰品全部送人了。括她的非常珍贵的眼镜、十字架和手镯。”王惠芳告诉网易娱乐记者。

7月14号晚上，袁立见到了湖北口乡被尘肺病夺命的周文兵的家人。周文兵去年12月去世。留下老小3口，妻子天生盲人，又患乳腺癌，头发几无。全家靠老母上山采五味子卖钱维持，月收入200左右。登记时，老母亲拿出儿子的身份证，“那是她儿子唯一的遗物”，看到照片，老人哽咽地说，“心好痛”，袁立开始抱着老人哭。

袁立把周文兵的儿子认为干儿子，“他的爸爸比我还小，却去世了，看身份证上的照片，非常精神的小伙子。希望周文兵在天上的灵，可以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儿子。”

袁立和团队每到一家尘肺病患者家探访，“他们都把自己种的玉米呀、黄瓜，然后一年杀一只猪，都舍不得吃的腊肉，炒满满的一盘给我们。”

“你给他们一点，他们给你无数的感恩和回馈，这是我在城里看不到的眼神。”这些东西打动了袁立，“我怎么能不帮这群无助的人呢。”

而目前尘肺病患者最大的压力就是治病太贵和孩子上学问题。“村里的学校因为人少太落后解散了，他们只能跑到远处的镇上去念书，有些孩子还达不到住宿的标准，年龄太小，不能自理，妈妈要带着他们去镇上念书就得在镇上租房，这又是一大笔开销。”

“你知道镇上的消费有多么贵吗？”在探访过程中，袁立的化妆水用完了出去购买，“我心想，县城嘛，一个小镇子，就一条街，化妆水很便宜，没想到他们三瓶水卖700块钱，我说什么？你这个地方要700块钱，你认为你是广州、北京、上海吗？他说那有什么呀，我们这里好多煤老板的老婆来买的。”

“镇上有有钱的煤老板，消费已经高了，整个消费水平已经被煤老板带高了”，袁立很愤慨，一路上他的确看到了煤矿老板的豪宅，还有开着宝马、奔驰的煤老板，“那怎么办？这边这么穷，东西、租房却这么贵，他本来就没钱。”

袁立后来没买化妆水，“太贵了，还是不买了，宁可干着。”这时，袁立才自嘲，“你看微博上照片那个样子，我也想漂漂亮亮，没办法。”

“钱我花不完，奢侈品的钱省下来至少能买很多棺材”

“一本圣经，一个小箱子。草帽也是在当地花了六块钱买的。鸭舌帽是我去的时候还假装明星，哈哈哈哈，结果就变成草帽，因为挡不住太阳。”7月29日，在“大爱清尘”北京总部的办公室中，袁立向记者回忆自己当时做的探访准备。

袁立告诉网易娱乐记者，当初做公益就是想把手上的余钱每个月捐出去。“我花不掉，爱马仕、阿玛尼我不再感兴趣。我当然觉得它很好，但是我不能再为它而活。”袁立说，自己没有钱的时候想要钱，等有钱了以后发现，其实人的一生也不需要太多的钱，“你不买爱马仕，不坐自己的私人飞机，你哪里需要花很多钱呢，对不对？”

袁立以前也捐过各式各样的慈善基金，“偶尔也会被胁迫，捐个三四万，那是很多年前，其实也挺多的。”但袁立不知道最后基金会是否真的把钱捐了出去。“我们很多是在所谓的慈善拍卖派对上，大家都穿着晚礼服，say hello，找各种关系，认识各种的人，最后再拍卖一下，最后这个钱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

在浙江，袁立也捐助了十名抗战老兵。此外，去年年底，袁立曾质疑自己捐助的“天使妈妈基金会”，并因此和邱启明在微博上掀起骂战。在这个过程中，袁立越来越小心，因为“也怕被骗，也曾经上当过。”

袁立询问崔永元，“王克勤这人怎么样，他说，王克勤这个人我采访过，可以信。他自己就是调查记者出身，顶着压力去报道一些别人不敢报道的事情，而且他啃了一块硬骨头。因为人家有些做公益的其实很讨巧，政府也不管什么，博取同情心的眼球也大，一回就捐助个几千万进账，这个，你们老百姓都不知道尘肺病人，听都没听说过，对吧？”

袁立把崔永元当做自己的偶像，称崔永元为“堂吉诃德·崔”，“虽然崔老师有时候比较过激，但我比较相信崔老师的话”， 袁立认为，“我们俩已经不是为了几个钱会出卖灵魂的人了，我们过了这个坎儿了，或者我们已经不是或者本质就不是这样的人。”最后，袁立选择了王克勤。她也曾捐助崔永元的“给孩子加个菜”，“现在我不管了，我想管尘肺病人。”

而王克勤也说，此次合作是袁立积极主动联系促成。“这是区别，不是我把她薅过来。”王克勤说，自己是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我自己总觉得嘴张不开来，就是老知识分子，有这种毛病。其实我明明知道开了口，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和作用。然后她提出要加盟志愿者，我说欢迎。”

袁立告诉王克勤，“上帝把最难的任务给了你了，因为他觉得你最强大，可以挑起来。”但这一次探访，袁立也看到了王克勤的无助。

7月29号，袁立第一次到访“大爱清尘”北京总部，“说是总部，但是那么简陋。”破旧的自行车棚，破旧的铁门，在小区民居里，没有空调的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袁立一直喊热，工作人员找来了一个电风扇给袁立和记者。

“他们四年已经救助了1390人，社会上募一点钱进来，他们马上就发出去。我看到他们在群里说，募捐到了八万块，好高兴，可是你要知道，八万、二十万，对于全国600万，至少600万的尘肺病人来说，那是杯水车薪。”袁立说，一次洗肺需要1万块钱，很多人没有钱去洗，而且洗肺仅限于一期患者，二三期患者的肺已经没办法再洗。1万块钱。“这种病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它还会有肾炎肾衰等并发症。

因为躺着很多时候不能呼吸，所以他们通常都是跪着睡觉，是跪着走向死亡的一群人。”

一路上袁立“亲眼看到了一个公益团体的艰辛和忍耐”。“别的公益组织一捐款，什么时尚芭莎，几千万就过来了，这个公益组织太少的钱。而且尘肺病三字，他们是顶着压力在做事。”

在秦岭山区，袁立看到，一些男人在给自己的棺材刷漆，“自己给自己油漆棺材的人，要死了嘛，他都不哭。你给他500块钱，那些男人，一开始都忍着，你握住他的手的时候，他的眼泪刷的下来了。”“甚至你看那些老大爷，他的尘肺病，四个儿子都死了，你给他500块钱的时候，他就给你跪下，他拉住你的手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在你的手上摩索，诉说他的痛苦。”

袁立感受到了自己的任务艰巨。在接受采访时，袁立的双眼布满血丝，与袁立同行的她的好友夏太告诉网易娱乐记者，从陕西回去后，“袁立就在想怎么给这些农民筹钱，她说‘他们人那么多，那么惨，钱却筹不到，她就睡不着。”

“你真正想知道还是可以知道的，你可以下去看，你可以接触这个基金，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弄清楚自己的钱是否到人家手里了。我看到了。”

袁立认为，公众还是要鼓励并相信信得过的公益基金和慈善机构。对于先前被爆出的关于红十字会的丑闻，袁立认为，“毕竟在中国，刚刚富裕，慈善事业刚开始，慈善事业和捐助者的心态都需要共同进步。”

不拿绿卡的中国女演员道:她们勾心斗角太严重

自从袁立1992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便留在北京，直到2004年才离开。袁立是说自己是北京户口，“我没有任何绿卡，人家老说我是美国人，我是中国护照。在美国时，我很想念中国的食物，我们南方的小桥流水，我常常看《舌尖上的中国》，在国外的时候看更不同，听那个音乐，那种乡土的音乐。我就回来。”

离开大小荧屏的近三年，曾经有真人秀节目邀请袁立参加夫妻秀，袁立并未答应。“我现在没有孩子，有我也不会去秀。我希望我的家庭有跟社会有一个合适的、彼此羞涩的距离，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来秀的。”

这个间歇期，也曾有人找过袁立导电影，但袁立觉得，“我不想找枪手，我是去推名字，我要导一定是我自己有感而发的，当我准备好了，我才会去做。”

“你说有没有电影请我拍？有，但是我不喜欢，我看不上我就不拍。我以前也是这样，现在也是。”袁立认为，演员跟外界的沟通主要是经纪公司，但是和她合作过的经纪人她都不满意。“我不是一个有戏就要拍的人，你不要迫使我，不要推我。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我喜欢的戏跟你喜欢的戏不一样。如果有好的剧本我会去的，我以前，我是个有使命感的人，我毫不谦虚的说。”

袁立更希望自己拍的戏能被广大底层的人看到，给他们一天的辛苦带来放松。“果不其然我下去，那些矿工都跟我说，‘袁老师，立姐，我们在矿上被矿工头欺负的时候，工作完了看到杜小月，我们很开心。’” 而女演员之间只会互相比较。“你红我红？我比你更红，你去年红的，我今年红的，我有一百万粉丝，你有多少？你片酬多少，我片酬多少？这就是没法儿相处了。有的大腕儿更是给小演员压力的。我呢，你演成什么样都行，我都能接得住。”

“所以在演艺圈，我可能没什么朋友。”袁立说，美国的演员都很多都参加公益组织，关心非洲难民，而“不像中国的一些演员，我低头赚钱，回家老婆，然后电视上秀孩子，这个还是太小我了。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嘛，蚂蚁怎么能知道大象在想什么呢？”

“孤独让我们能够冷静的自省。”如今，袁立的朋友是王克勤、三宝、崔永元、王朔和任志强。

我有钱，但是压力和有没有钱完全没有关系

“我在美国的时候确实想安静一会儿，而且我觉得这个好像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了，那个遥远的中国发生的一切看着痛心，但是也没办法了。”

对网络谣言，袁立也从没有觉得心痛、难受或者愤恨。“我也想骂他们SB你明白嘛，但我不能开口。因为你只要骂了以后又是一个把柄，你看，袁立骂人SB。其实我根本没骂过。我从来讲话都是非常非常的柔和。我要骂我就骂死他们你知道嘛。”

先前接受采访时，袁立曾说，自己停下来是为了找到方向。当网易娱乐记者询问袁立是否找到方向时，袁立回答：当然呀，你看我今天坐在这里，就是找到了。

袁立说，寻找的过程中，她重新经历了痛苦的过程，“这个痛苦的过程是你们无法想象的。各种的磨砺、磨难，压力很大，我在美国压力非常非常大。”

但这一切关于私生活，跟袁立的生活有密切相关，她不愿提及。但在采访中，袁立告诉记者，“这个当中，我用一个句话来形容，我感觉是被人打在了地上，满嘴牙都被打掉了，血淋淋的，然后爬起来的过程。我虽然做明星不容易而已，但是我也是被人捧着的，虽然明星有一些小障碍、小痛苦，勾心斗角，但是我就这么过来了。那一刻是一个巴掌拍倒在地的，灵界的战争，当你想寻找一个真东西的时候，总是有阻拦。爬起来，擦干血，往前走。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给我自己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大非常大的磨难、苦难、压力和落差。我曾经是一个位置，到了美国是这个位置。”袁立一手高一手低形容自己的落差。

“不是说人家不帮你，而是人家不知道你在那里那么难过，就像尘肺病人，不是我们不帮他，是他没有发声的渠道。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我有钱。但有的时候压力跟钱没有关系。我经历了很多，而且我都觉得我老了很多。但是我觉得等我过来了以后，我坚定不移的知道，我找对了，我终于找着了，我就开始有一种能力去帮助，有一颗悲悯的心，而且有更大的力量和智慧去帮助人，这是我找到的结果。”

袁立认为如今做公益项目，特别是帮助尘肺病农民，她是真真正正的看到“他们需要帮助，把我的援助给了他们，我觉得比拍戏更直接。所以我觉得做这个公益组织，更实现了我的一个理想。”

最后袁立分享了一个故事，“把这个一些东西放在心里，哪怕它是一个芥菜种子，芥菜种子知道吗？是世界上最小的种子，放在心里面，它慢慢的长大长大长大，长成一棵树，足以让飞鸟来宿在你的枝上，整个人都会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