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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进与退:一个反叛者的现实之困

崔健拍电影、做手机、频繁地出现在主流音乐节目中,摇滚老炮儿似乎正全盘拥抱商业化。而同样在中国摇滚黄金时代叱咤风云的魔岩三杰,零落沉寂的现状让人心生感慨。身处当下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崔健的跃跃欲试是否证明摇滚教父已发生变异?而他的百般尝试是否在当下的狂欢盛宴中显得格格不入?我们以崔健最具争议的近几年作为切面,探究一个反叛者的自我挣扎和时代困境。

崔健争议录:一个反叛者的时代困境:
何勇曾说,我们是魔岩三病人,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如今,三人零落沉寂的现状让人心生感慨。

红五星在白色棒球帽上闪耀,黑色皮夹克套在清瘦却刚劲的身上,崔健进场了,这是《中国之星》的联排现场。痛仰乐队正在台上排练,为晚上正式的节目录制做准备,这是他们被崔健推荐后首次登台。崔健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看不到眼睛,他在台下踱了两步,就径直走上观众席最顶端的控音台,开始为这场彩排做最后的指导。

可能没有人会想到,一直被尊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也如此大力度地投入到了眼下正在井喷的真人秀洪流中,他正式坐在了导师席位,开始认认真真地把摇滚乐带到荧屏上,通过最主流的大众传播平台和最受瞩目的商业选秀形式,让公众听到了自始至终被视为边缘的音乐类型。很多人欷歔困惑,曾经的时代“反骨”怎么也未能免俗?

这不是崔健第一次做出令人瞠目的举动。反观近几年,他拍电影、做手机、作为友情帮唱频繁地在各档音乐真人秀露脸,还差点上了春晚……看起来,如今的摇滚老炮儿正全盘拥抱商业化,积极地向主流大众靠拢。

再近一点,崔健的歌出现在《寻龙诀》和《老炮儿》两部此前热映的电影里,他们分别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花房姑娘》,而也在刚过去不久的2015年圣诞节,崔健新专辑《光冻》发行,距离他上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整整过去了十年。

也在2015年的12月,另一中国摇滚人物、曾经的魔岩三杰之一何勇,被曝出因精神病复发,捅人后已被拘半年。而2015年初,流传一时的窦唯地铁落魄照,同样让大众为这位昔日的时代宠儿扼腕不已,一代文青的精神乌托邦几近崩塌。相比崔健的独占鳌头,同样在中国摇滚黄金时代叱咤风云的魔岩三杰,零落沉寂的现状更加让人心生感慨。

身处当下瞬息万变的时代大潮,这些曾代表摇滚精神的划时代人物为何有着如此迥异的轨迹?崔健的跃跃欲试是否证明摇滚教父已发生变异,完全投身资本与商业的互搏游戏?而他的百般努力是不是也在当下的狂欢盛宴中显得格格不入?他肩负的摇滚精神究竟又走向了何处?我们以崔健最具争议的近几年作为切面,探究一个反叛者的自我挣扎和现实困境。

part1

崔健的理想与现实:我已清楚自身的三面性

“全纪实:
近几年,崔健拍电影、做手机、频繁出现在音乐真人秀中,还差点上了春晚,似乎正在主动拥抱商业化。

2014年,崔健跨界自编自导的电影《蓝色骨头》杀入院线接受市场的检验,除了反响平平,票房最终也惨淡收场。在这部电影中,商人徐天对男主角钟华说,“咱赶上一个商业时代,懂音乐的不一定懂市场,全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的老板,都不是做音乐出身,音乐靠什么来操作,钱!”公众眼中与商业磁场绝缘的崔健,早已对游戏规则了然于胸。“我已经想这个事想了很久了,2002年我就在做一个舞剧叫《给你点颜色》,我清楚地意识到自身最起码有三面性,理想性、现实性和智慧”,崔健告诉网易娱乐。

在崔健好友、诗人俞心樵看来,崔健葆有的这种“理想性”让他“无形中失去了很多曝光的机会”,“他对网络也没有利用,因为这些年造成影响的这些人基本上很好地利用了网络,微博火的时候我劝过他开微博,他也不开。”因为拒斥对自己的运作,崔健“失去”的不仅仅是曝光的机会,“很多商家肯定想利用他,但是他常年以来一直是在相对比较密集地拒绝商业宣传、商业广告。”但正如电影《蓝色骨头》里徐天说的那样,崔健明白当下身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所以他也不会让自己活在真空中,只是“他不想把自己搞得跟一般娱乐明星似的,好像有钱他就去做,因为他还要挑一下,符合自己的脾性和胃口的,或者符合他价值观的一些商业行为,他还是能接受的。”俞心樵说。

这时候,崔健身上的“现实性”就开始发挥作用,事实上,这种清醒的“现实性”让崔健从未放弃与时代互动的努力。2013年,崔健与某国产手机厂商合作推出国内首部个人定制手机——崔健“蓝色骨头”手机。消息一出,众人哗然,很多人质疑他“不务正业”,昔日摇滚教父也开始开垦“粉丝经济”,贩卖情怀。对于这个让外界颇为费解的举措,俞心樵曾和崔健专门交流过,“我听他说,好像这个手机有针对他的一些设置,他就觉得这个对推广摇滚乐是有好处的。”

这个特别的“好处”就是,手机内含65首崔健重新编曲制作的歌曲,700分钟珍藏视频集锦,100多张崔健成长时期的照片写真,以及崔健粉丝社区专属的APP,机身和界面也都标记有崔健个人风格,售价3999元,配置上与很多国产千元智能手机相当。

在此之前,崔健甚至从未有过任何广告代言,这是他第一次直接介入商业行为,他给外界最多的解释是他读了《乔布斯传》,这本书似乎让他对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有了崭新的觉悟,“做手机恰恰不是我要为它改变,而是他们为了我改变。何乐而不为?”这种看起来商业在为摇滚服务的举措让崔健觉得,他可以在手机这个“小盒子”里把自己的东西呈现出来,“在唱片业转型的时代,它是音乐的新载体,这不是商业手机,是大家跟我互动的一种方式。”

只是用资本嫁接个人艺术追求,对于一个本身与主流并不兼容且影响力递减的摇滚歌手而言,推出手机也许注定是在走一条理想主义式的死胡同,即便如何突出情怀强调初衷,也很少人会为这部“数字化CD”般的手机买单。这部手机在电商平台上架不久即下线,销量不佳,很快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纪念品”,当时有评论甚至不留情面地指出,“这是一次勇敢却愚蠢的尝试。”

尝试不止于此。2014年马年春晚,原本有望在除夕之夜与全球华人一展摇滚风采的崔健,最终退出了这场全民盛会。从1986年一声“一无所有”惊醒混沌世人开始,因为歌词本身对政治和主流权威隐含的不满和对峙,崔健多年来在官方语境中一直蒙着敏感色彩。这次受邀并同意参与春晚,背后除了有当届春晚导演冯小刚的斡旋,崔健长久以来秉持的坚硬内核也开始在现实面前解冻。他的经纪人在面对媒体时曾表达了自己对崔健的劝服,“电视的阵地和观众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年。我跟他说,不是观众不想选择你,是因为你没给观众选择你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崔健最终还是放弃了,原因是他不想改歌词。“他就是说春晚请我也愿意去,他当时也征求过我的意见,我也支持他去上春晚,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么好的一个扩大摇滚乐影响力的平台,我觉得非常好,但是老崔上春晚还是有他的原则和底线的,他就说你不能审查我,审查我的音乐作品。”俞心樵告诉网易娱乐。


part2

拥抱商业化了吗?好的不占领市场 坏的就占领

“全纪实:
崔健作为谭维维的帮唱嘉宾,出现在主流电视节目《我是歌手》中。

从2012年起,崔健就开始在音乐综艺节目中现身了,但都是作为帮帮唱嘉宾的身份在各大卫视露脸,其中包括开启国内明星歌唱真人秀先河的《我是歌手》。尝试参加这些节目,崔健有自己的盘算,他想试探电视是否已达到自己对摇滚乐演唱所需的配置需求,“因为摇滚乐比较重视制作、灯光、音响,特别是音响,包括乐手对电视审美的接受,这些都要通过一段时间真正达到成熟。”他也对电视节目“秀”的成分很清楚,所以他很谨慎,尝试过几次之后,“结果发现他们还不够成熟,条件还不够具备,我还在等。但是我相信真实的音乐或者摇滚音乐早晚会进入电视的,早晚的事。”

这次崔健等来了《中国之星》,这是他首次担纲导师坐镇一档真人秀节目。该节目的制作方是国内知名的灿星公司,成功打造过《中国好声音》等多档节目。灿星宣传总监陆伟对网易娱乐透露,为了请崔健出山,节目方与崔健见了十几次面,前后磨了两三个月,“我们定义《中国之星》的差异性在于它不会过分强调综艺感和娱乐感,而是强调音乐上的专业性,因为本身我们这个背景也比较官方,是和中国录音协会一块来合作的,”“崔健希望能够把真正的摇滚带上电视台。”也许正是这种理念上的契合,最终打动了崔健,也解决了他的顾虑,“这个节目是一个起步吧,不敢说这个节目能怎么样,但是我们必须走起来”,崔健说。

随着这个节目的推出,先前质疑崔健被商业化招安、反叛独立形象坍塌的声浪也愈加汹涌。

“有的人对我的位置,把我放在神坛上,甚至认为我在走下神坛,但实际上我是在走上地面。摇滚乐一直坚持在地下,十年二十年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在公共场合做正经的商业宣传的权利。”崔健说。

他毫不避讳地对网易娱乐谈起30年前的那场选秀,正是那场选秀催生了今天的摇滚英雄。“我们参加了第一届流行歌曲大赛,当时评委有李双江等一些知名的音乐家,演出时那屋子很小,他们坐在一个角落,我们坐在另一个角落,我当时和王迪、黄小茂、刘元,我们四个人拿着鼓击,弹着吉他,唱歌。当时第一段就被淘汰了。我记得我唱的是两首歌,一首《不是我不明白》,一首《最后的抱怨》,就被淘汰了。”虽然被淘汰,但崔健赢得了在工体举行的有100个歌手参加的音乐会的通行证。在那场音乐会上,崔健第一次有机会向世界喊出“一无所有”。“在重要的一次表现机会时,我们就中彩了。”时至今日再次谈起,崔健还显得有些兴奋,“大家不要认为选秀是什么问题,电视节目是什么问题,大家不喜欢这个节目是因为没有做好,不用逃避电视曝光的机会。”

对于靠拢大众,崔健好友、艺术家耿海曾和崔健探讨过,他和网易娱乐提起当时崔健说的一句话,“好的东西不占领市场,坏的就占领。”

崔健也清楚自己这几年遭受的批评,“很多人开始怀疑,会认为摇滚乐只要进入电视就不可能改变电视,肯定会被电视改变。如果我们要是不假思索,不加努力地去持续这种现象,我觉得就更没有希望了。因为我觉得不要说摇滚乐了,所有正式做音乐的人吧,觉得电视是不可救药的,但我真的不相信这点。”

对于崔健这几年的举动,在乐评人李皖看来,当下的时代,摇滚和商业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健康状态,规则就是要么跟商业玩,要么完全反商业。“如果不跟资本结合,这个事它就做不大,就是这样,就面临这个困境。你要么就自甘于你的那个渠道,要么就是跟它合作,做一些妥协。我觉得现在的崔健是一种妥协,这个妥协是去做一部分大众化的事儿。”

而俞心樵疑惑于“崔健为什么就不可以在娱乐平台上露面?为什么就不可以拥抱商业?”他认为公众对崔健的要求过于吹毛求疵,“既然是一个商业时代,你让他反商业也没有必要。”俞心樵进一步指出,“摇滚乐我觉得恰恰是商业化不足才导致这种小众边缘,以前是由于政治原因,而到了现在恰恰是由于商业化(不足),也导致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崔健为何人。还有一个是崔健对这种娱乐的平台利用得太少,利用得不够,对于他这样的巨星来说,这点商业规模是太可怜了,太小了。”

从播出的《中国之星》几期节目可以看出崔健的坚守。他推荐的几乎都是小众摇滚乐队或者曾经的摇滚歌手,从重出江湖的杨乐到子曰乐队到痛仰乐队,可能唯一比较知名的就是谭维维了,即便是她,也是一如既往地仿佛被崔健点化,摇滚女将的气质和形象已然深入人心。这可能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次这么大规模地展示摇滚音乐了,也是中国摇滚第一次这么密集地出现在电视上。“如果要把商业利益最大化,有大量的他可以推荐的中国流行歌手,和这些歌手捆绑在一起,他的所谓的商业化的目标更容易实现。但是其实他从头到尾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捆绑过一个所谓的大牌歌手。”陆伟也为崔健鸣起了不平。

part3

与时代脱节了吗?我不在神坛 摇滚本该与时代互动

“周杰全纪实:
1994年5月29日,中央美院,崔健出现在罗铮画展。

2015年圣诞节,崔健悄无声息地发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光冻》,距离他上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年,距离他1986年一曲成名已经过去了30年。即便如此,这张专辑在市面上的反响寥寥,尚未吸引太多注意就几乎销声匿迹。有业内人士评论这张专辑称,崔健原本的优势特征——批判和洞见,统统缺席,“他好像张了张嘴,但是除了一连串的飞鸟天空和水,什么都没有说出来。”

这些年,崔健做手机、拍电影、参加真人秀,直到这次终于等来久违的新专辑,他每离时代近一步,就被认为是对这个时代的被动反应。看起来,崔健“凹”尽各种姿态去适应当下的社会变量,去试图抓住时代潮流,但“与时代脱节”“把不准时代脉搏”的声音始终笼罩着他。

然而崔健自身却乐于进行种种尝试和努力,“摇滚乐或者任何流行音乐都不应该把自己放在神坛上,应该脚踏大地,跟时代互动。我的专辑、我想要的东西不在空中,就在这,我们要感受自己的存在,这才是摇滚乐的气质。”

从第一张专辑就开始关注崔健的李皖,对这位摇滚教父与时代的关系有着自己的观察。在李皖看来,崔健长久以来都在非常清醒、坚定地面对、研究中国人最大的命题:走出文革语境之后向何处去。“当年的困惑、困境并没有解决,现在也没有解决”,虽然很多人已经不关心了,但崔健还在这个最大的命题里踽踽独行。“他对个人处境和时代处境的表达都非常准确,是属于我们一个大气候下的个人命运的一个表达,他抓住了那个核心。” “我觉得这个特别了不起”,李皖不吝赞美,“到《给你一点颜色》,我觉得崔健依然没有停下脚步,无论是在技术上、艺术上、思想上”。

而以俞心樵对崔健的理解,他觉得恰恰是这个时代落后于崔健。“他有思考的习惯,也养成了这种学习的习惯,应该说他是歌手当中文化综合素质最强的一个”,俞心樵说,“崔健是一个很卓越的歌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有他伟大的东西,恰恰是这个时代跟不上他。我们这个时代在真正理解崔健这一块还是不足的。”

曾在南京音乐电台里从事多年Dj工作的麦田,曾是崔健的忠实粉丝。80年代末,初中生麦田走在大街上第一次听到崔健,如今近30年过去,面对日渐老去的崔健和他与“与时代互动”的方式,麦田十分不解,“一定要晚节不保吗?”“不要做时代弄潮儿,不要追赶时代,时代不需要追赶,艺术家追赶自己。”麦田深感,崔健所谓的每跟时代互动一次,当初的那个摇滚人就越走越远。

种种尝试多少让崔健在所谓的时代面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李皖分析,这不是崔健的问题,是时代本身给予崔健的困境。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来临,供大众娱乐和寄托的载体日益多样化,中国社会人群和价值观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价值观的分化导致大家没有共同关注的问题,大家再没有一个共鸣的东西了。崔健原先的那一套,能引起共鸣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原来共鸣的那些人都分化了,趋向了各个方面,人群走散了,就是没了人群效应。”李皖说。

王黔所著《摇滚危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音乐研究》一书中也提到了时代分化对中国摇滚的瓦解作用,“贯穿90年代,中国摇滚内容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政治的去中心化发展”“政治内容去中心化的结果是多元化——从清楚地政治话题到含蓄的政治观点到没有政治内容的娱乐”“政治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不断减小”。因此,本身带有浓厚政治色彩和批判情绪的崔健,注定在这个时代得不到更多的响应了,影响力必然下降,“我们现在的时代可能响应的是像《泰囧》那种东西,也就是在人的食、色层面上。”李皖强调。

part4

崔健的焦虑:有些话大家别逼着我说了

“全纪实:
作为《中国之星》的“巨星推荐人”,崔健不遗余力地推荐各种小众摇滚乐队。不过,更多出现在新闻中的是,崔健炮轰xx歌手。

对于上电视,崔健知道公众在盯着自己看他会说出什么。此前,他在《中国之星》里“酿造”的“崔健炮轰许志安唱粤语歌”事件已经人尽皆知。一向直言直语的他,受困于“真话”和舆论之间的触发效应,“其实我们觉得音乐作为比赛纯粹是为了讨观众缘,并不是真正比出艺术的高下,参加这个节目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必须去说那些不应该是我说的话,所以我希望有些话大家别逼着我说了。我要不说大家都等着我也特难受,这点我到现在还没习惯。我特别希望他们的音乐震撼我,让我能够说出不伤害人的话同时也是实话。”崔健对网易娱乐表达了节目给自己带来的附加困扰。

不仅于此,崔健的焦虑更多的是对中国摇滚音乐现状的忧患意识,这从他说的“好的东西不占领市场,坏的就会占领”就可窥见一斑。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在《中国之星》上推荐各种小众摇滚乐队,挖掘更多新的摇滚力量,大规模地向中国的电视观众输出摇滚,可是他觉得观众却不明白他的用意。

“我踩着狗屎运了,《一无所有》一首,就火了,这种运气不是一直都在的。大量的摇滚歌手他们可能写了二三十首歌,但还是没出来,还是得努力,还在磕,所以真的是希望他们有机会真正被大家关注,真正带来音乐行业、音乐产业上的改变,就是商业上、理想上、质量上共存的支撑,这样的话可能大家才会真正明白我现在在做什么。”崔健说。

摇滚作为一种音乐类型,在很多人看来它天然地不可能成为大众趋之若鹜地追逐对象,但崔健做的尝试在他说来更多的是一种提振士气的作用,“现在流行‘小鲜肉’,因为现在比较市场化,后期的运作上也非常方便。但有的偶像歌手是自己花钱雇粉丝接机,自己炮制新闻。真正有才华的人对此是不屑的,但音乐人也需要信心,如果长期没有表演机会,他们也会丧失那种自信心。”

尽管为解决种种焦虑而做出的举动频频受到“媚俗”的质疑,但是“他很少抱怨这些东西,就是包括很多人甚至骂他、贬低他”,俞心樵说,“他很愿意去肯定别人,哪怕你有一点好的,他都很愿意去肯定、去赞扬,去帮助别人。他一直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很愿意争取性地推动中国的音乐,尤其是摇滚乐,就往更高品质方向去发展,他不是说自己只顾自己。”

从《中国之星》的录制现场来看,崔健不同于其他推荐人的地方在于,他会主动请求观众与台上的乐队互动。在痛仰乐队的一次录制时,崔健直接起身面向观众发出呼救,“摇滚乐雇不起合唱队,所以请现场的观众帮一下。”

陆伟也和网易娱乐提到这一点,印证了崔健内心的焦灼,“崔健是三个推荐人里现场给自己的歌手当导演的,因为他怕现场的观众没有给到摇滚乐队应有的热情和回报,他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听一场摇滚乐。”陆伟透露,在之前的每一场录制中,崔健对观众的“培训”几乎每次都会上演,“子曰乐队第一次来的时候,唱《乖乖的》那首歌,他培训观众说‘乖乖的’说了好几次。”

part5

摇滚教父还是摇滚夸父?摇滚乐不发达是我的失职

“全纪实:
崔健好友俞心樵觉得,虽然崔健五十多岁了,还是个大孩子的感觉,大艺术家应该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人。

虽然崔健已经在很多场合表达过自己对“摇滚教父”这顶帽子的反感和拒绝,但看起来他又无时无刻不在履行着这个身份应有的权力和义务,他本能地背负着某种使命感。

如果“中国摇滚”这个概念还存在的话,2016年正值中国摇滚诞生30年。对于30年来摇滚乐在中国的成果,崔健用“小品王”赵本山买私人飞机一事作对比,他颇为感慨又有些哀伤地说,“我们摇滚三十年,老崔所谓的领头羊还没有买私人飞机,商业上是我个人的光荣,但是行业的耻辱,人家小品都已经买到了。为什么摇滚乐这么不发达,可能是我的失职,或者是社会的问题,这么喜闻乐见、这么容易让大家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为什么受制约。说明我们有问题,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勇敢,还不够诚恳,观众还是不接受我们,要不就是社会的问题,社会还没有开始接受诚恳、成熟、勇敢的东西。”

对崔健的这番思考,李皖认为这是缺乏自省的表现,“他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不是他要追求和拥抱的,这个可能是他要批判的,一个摇滚乐去赚大钱,在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它是一个资本的成功,不是摇滚的成功。”

一直对崔健持褒扬态度的李皖,谈及崔健这种自发的使命感和对摇滚的偏执,觉得他的姿态“有点僵硬”,“好的音乐不一定只有摇滚乐,摇滚乐也不能作为好音乐的一个符号。他的摇滚情结上,有过于固化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他需要走出来的。”

而30年后早已步入中年的麦田,对昔日的偶像发出了更加尖锐的质问,“一直不明白,崔健对摇滚乐的责任感是哪个单位赋予的?”

值得一提的是,痛仰乐队在《中国之星》上的首秀,演唱的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痛仰乐队十几年前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整首歌几乎都在重复嘶吼“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毛主席语录。主唱高虎告诉网易娱乐,是崔健专门为他们选定了这首歌。而节目播出时,因为遭遇审查,痛仰乐队的表演直接被全盘拿掉。

在外界看来,崔健的这种问题意识和批判性几乎浓到癫狂的地步,而这也是很多人将崔健与魔岩三杰作比较的原因。窦唯的消失、何勇的疯魔、张楚的沉默,都一再凸显了崔健在公众视线中的活跃度,并强化了他作为拯救、激活中国摇滚音乐的豪情英雄的形象。俞心樵认为,众人所说的所谓“窦唯不跟时代玩了”,其实是“时代也没有跟窦唯玩”。谁不跟时代玩,时代就不跟谁玩,这是现实世界的通行规则,崔健明显做了那个扛鼎人,步履蹒跚地走在时代的高速公路上。

但作为崔健的好友,俞心樵也指出了崔健身上的那种“偏执、固执的一面”,而这实际上也说明“他是一个挺孩子气的人,虽然五十多岁了,他还是个大孩子的那种感觉,很大程度上这种孩子气一直保留了下来。大艺术家应该是精通世故,但又能免予世故保留天真的这样的人,就此而言,老崔就是这么一种人吧”,俞心樵说。

在俞心樵心中还保留天真的崔健,甚至在俞心樵孩子出生后第一个赶过来,送的礼物竟然是尿布,“很难想象一个大老爷们儿还会提着几袋尿布过来。”

这种“天真”,让已近暮年的崔健仍旧像守着自己的玩具一样,对摇滚乐的疆土寸土不让,而且还一再试图将双手伸向这个时代,努力抓取最后的回响,依旧在资本和娱乐的夹击中期许一席体面的回报。这种穿行在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让崔健扛着摇滚的大旗,似乎永远保持着追逐的姿态,像逐日的夸父,也许会倒在干渴的路上,但至少距他心中的精神乌托邦愈来愈近。

《中国之星》第五期,崔健推荐的杨乐登台,二人是80年代初即相识的铁哥们儿,曾共同组建中国最早的摇滚乐队之一“七合板乐队”,后来杨乐退出演艺圈,隐迹多年。

在这场录制中,杨乐一曲《无糖的咖啡》唱毕,崔健动情落泪,二人台上台下四目相对,往昔风华正茂的青春记忆似追击而来。

崔健哽咽着闷声问,“乐儿,这个party可以不结束吗?”

杨乐眼泛泪光,笃定答道,“这个party早晚会结束。”


昔日香港“风月片”男星沉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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