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之际，“神作”《一一》总算在台湾上映

（原标题：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之际，“神作”《一一》总算在台湾上映）

2007 年 6 月 29 日 台湾知名导演杨德昌因癌症病逝于洛杉矶，时年 59 岁，在 20 几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拍摄了 7 又 部的电影作品（首部作品《指望》是《光阴的故事》里 4 个短篇故事中的一段）。此后，有关杨德昌的一切以及他的电影作品，便以一种传说，甚至几近神话的方式在影迷之间流传，不管是相关的追忆的文章、书籍、纪录作品以及展览等等。

今年适逢杨德昌逝世十周年，亚洲各地举办的电影节，不免进行经典回顾。去年金马影展在《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25 周年之际，将片中经典画面设计成影展的主视觉，打响追忆杨德昌的第一炮。

而今年二月，香港国际电影节也以 “十年再见杨德昌” 为主题，推出一系列杨德昌的作品。

除了影展回顾，现下杨德昌的三部作品包含《海摊的一天》、《青梅竹马》以及被不少影迷誉为神作的《一一》正与许多好莱坞新片同时在院线上映。《一一》也是让杨德昌获得了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奖的作品。

今年六月《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公布了本世纪最优秀的 25 部电影名单，有四部亚洲电影入列，包含侯孝贤的《最好的时光》、宫崎骏的《千与千寻》、贾樟柯的《天注定》，以及杨德昌的《一一》。影评人斯科特这么说 ”时长 3 小时的《一一》情节紧凑，扣人心弦，记录了现代台湾家庭的生活，拥有一部伟大小说的分量和深度 ”。

一个迟来 17 年的首映会

7 月 27 日晚间《一一》在台北举办了首映会，明明是 2000 年的作品，却等到 2017 年才能正式在台湾上映。主要演员以及制作团队，难得齐聚一堂分享拍摄这部电影的经验。

首映会现场，制片余为彦难掩感慨，”这部片总算可以跟观众见面”。余为彦与杨德昌合作过五部电影，算得上是少数能够完整描述杨德昌创作历程的人。

同样与杨德昌合作多部电影的录音师杜笃之则说，”这是杨导每个阶段里，我觉得最好看的一部电影，也是我最后一次在现场跟杨导一起工作”。

1999 年拍摄《一一》的时候，估计连杨德昌本人都没能预料到距离最终在台湾上映竟是 18 年后的事，甚至没能亲眼见到这一切。影评人吴珮慈曾在《联合文学》的期刊中写下， 2003 年杨德昌出席台北电影节，影展将《一一》选为闭幕片，杨德昌在映后座谈时说，”电影很快就要公开上映了”。

事实上杨德昌发表《一一》的同年 5 月，就被诊断出癌症，在那之后，他致力于动画电影《追风》的制作，但到逝世之前都未能完成，因此《一一》成了杨德昌的遗作。

至于《一一》自 2000 年发表以来，为何接连在法国、韩国、美国、日本等地映演，却始终没能在台湾的院线上映演？

外传原因是当年杨德昌不满于台湾的电影发行市场，仅由少数人把持，不愿意在台湾上映。对此，余为彦在 2012 年接受《再见杨德昌》一书作者王昀燕采访时，则补充说明 “因为版权根本不在我们身上，是否在台湾上映仍是取决于日方（ Omega 公司），我们只有建议权，当年，《一一》曾在不少国家发行，日本的投资方已经回收，或许便不是那么在意台湾市场”。

无法在台发行的遗憾，直到去年有了改变。台湾片商传影互动在与日方来回沟通四年之后，终于在去年底买下《一一》的台湾版权，并公开将于台湾上映的消息。

提到杨德昌导演，不少人都会提及他在拍摄时的严厉作风。摄影师黄岳泰也曾说“王家卫是一天拍一个镜头，杨德昌是一天拍不到一个镜头”。在这里指的是杨德昌对于拍摄的完美要求，使得他不愿意妥协的个性。

制作人陈希胜于今年桃园电影节的回顾展上，也提及杨德昌的高标准 ”杨导对于工作上的细节，以及对人的要求其实非常高，高到其实不合理，是严苛的。不过杨导对于人的严苛是有他的道理，就是他要预防，他可能错杀 100，但不放过 1 个”。女主角金燕玲在首映会上则补充 ”毕竟他是个完美主义者 ”。

《一一》里的洋洋与杨德昌

如果你曾看过《一一》，相信会对里头那个带着相机到处拍摄人后脑勺的洋洋（张洋洋饰演）印象深刻。这是因为在他那稚嫩可爱的面貌之下，竟说出一句句深刻且严肃的经典台词。

洋洋因为摄影，对爸爸 NJ（吴念真饰演）提出疑问 “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啊？我们只能看到前面，看不到后面，这样不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 ，以及在婆婆的丧礼上，洋洋说 “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吗？我要去告诉别人他们不知道的事，给别人看他们看不到的东西"。

不少影评都会提及，洋洋的角色就是杨德昌童年的投射，吴念真此前受访时也说过 ”洋洋根本就是针对他儿时受到的压抑所展开的一番诉说。他对台湾教育环境是真的很反感，他常讲以前上课时多么不舒服，觉得老师对人总抱著怀疑，像《牿岭街》陈述的是当年他就读建国中学夜间部的情形，到了《一一》，洋洋被压抑、被老师屈辱，完全是他个人投射”。

当年，张洋洋拍摄《一一》时才七岁，如今已经在就读研究所，与其他演员不太一样的是，在他的印象中，杨德昌并不是严苛的，而是待他相当温柔的 ”大哥哥 ”。

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张洋洋表达了对杨德昌的感激之情，并且坦承因为拍了《一一》，未来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投入电影制作，期间也参与一些学生作品的演出。就在杨德昌逝世以前，张洋洋还被杨德昌询问是否可以协助动画的配音与制作模型。

人们怀念杨德昌，不仅是因为他在台湾新电影浪潮中的地位，还包含他的电影扮演著一种作为社会批判的艺术价值。

有人说杨德昌的电影有着对人、对城市变迁的控诉，也有人在他的电影中看见对每个人的深切提醒。

杨德昌确实是个善于描述城市样貌的导演。1981年，杨德昌从美国回到台湾，开启他的创作生涯，期间刚好是台湾历经 60、70 年代的经济发展之后，城市产生巨大变迁。杨德昌亲眼见证了那个本土性与现代性交替与融合的变动时代。

杨德昌对电影的命名同样有自己的一套理路，每部作品都可以从中文与英文片名之间的差异，找到他希望传达的事。

而对于《一一》的命名，杨德昌生前曾说“这部电影讲的单纯是生命，描述生命跨越的各个阶段，身为作者，我认为一切复杂的情节，说到底都是简单的。所以电影命名为《一一》，就是每一个的意思。”

或许杨德昌的电影如今还能够引起许多观众的共鸣，不仅因为今年是逝世十周年的纪念，而是，尽管是十几年前的作品，在这个依旧处于变动、不安的城市之中，还是像预言一般，值得一看。

题图剧照，部分内文图片来自传影互动粉丝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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