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南）
我最初对《大江大河》这个片子有兴趣，完全是出于对侯鸿亮、孔笙团队的信任。
在如今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骗着钱就跑的娱乐圈，当国产剧几乎成了“雷剧”和“五毛特效”的代名词时，他们团队手底下出来的电视剧，却得到了几乎全年龄段的肯定。
从阴谋阳谋的古装，到波澜壮阔的近代民国，哪怕是鸡毛蒜皮的都市。这电视剧只要一过了侯、孔二位的手，基本就有了品质保证。
而这一次，他们将目光投向了改革开放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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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河》原著小说的作者，也是创作了《欢乐颂》的阿耐。网络上关于这位作者的资料微乎其微，只知道她是宁波人，女性，早年弃政从商，曾任某知名企业的高管。
矛盾文学奖评委白烨给《大江东去》下了这样的评价：“阿耐写的不同体制的代表人物，是鲜活和真实的，是带着激情和感情的。因为她有亲历性、见证性、参与性。”
作者写其亲历，导演拍其青春。这世上一切的创作，最动人莫过“见过”。
故事的开始，是王凯宋运辉因为父亲政治问题无法报名高中。一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中不是给你们这种人办的”，把时代的残酷淋漓尽致的展现。他插队支农，赶上了78年的恢复高考，可成分问题仍然横亘于宋家姐弟求学的道路上。
这些在现在看来荒谬无比的条例，却是时刻盘旋在七十年代青年头顶的阴云。课本上学到“改革开放”时，只读到一句“百废待兴”。而那寥寥几语带过的，是千万人站在时代路口的张望。
《大江大河》中的三个主角，是那个时代最先迈出步子、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三种人。
宋运辉
王凯所饰演的宋运辉，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刻苦自学被大学录
业后又分配进入国企，彻底改变了自己“黑五类狗崽子”的命运。
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对“1978年的大学生”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当时大多数青年都在农村和农场上山下乡，远离城市家乡，精神世界一片荒芜。但即便是在那个政治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一批人仍然在悄悄地看书，悄悄地自学。
当“中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出来，青年人们的求知欲、读书欲立刻被唤醒。
1977年冬，与上一次高考阔别十年之后，570万考生走入考场。1978年春，610万人报考，最终录取40万人。当时没有老师，没有学校，全国仅有的一版高考复习资料《数理化自学丛书》被报考生疯狂抢购，图书馆还没开门就挤满了青年人。
上海图书馆的老员工回忆：“每天早上，上海图书馆门口6点多就开始排队了。到了开门时间，读者像潮水一样涌入。有一次，涌入的人群竟然把门玻璃给挤碎了。”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往前看，那年的高考不仅是对那些年轻人来说是改变命运的契机，更是一个庞大国家的转折点。
“读书无用论”正式被叫停，“科教兴国”得以提倡。
西北工业大学曾晒出其78级5381班的合照，而图中的工程师们，有歼-20、枭龙、歼-10双座战斗机总设计师，新型“飞豹”、“运-20”的总设计师，还有歼-15常务副总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型号总师。
毫不夸张的说，他们以一级一班之力，撑起了整片中国的天空。
“宋运辉”正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预告片里，他的旁白是：“当我第一天踏上火车的时候，仿佛踏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这是他自己的视角。
而当千千万万个宋运辉踏上火车的时候，这个国家，也迈出了试探的脚步。
雷东宝
宋运辉的姐夫雷东宝，则是集体经济的缩影。
他没有文化。在部队做工程兵，一门心思等提干，却因为军校考试只能退伍。回到小雷家大队以后，他用质朴的语言为家乡做了个总结：
“只见大姑娘嫁出去，不见小媳妇娶进门。”
穷啊，太穷了。
一村百十来户人，有几个脑子够使的能做宋运辉？雷东宝，粗鲁，没有文化，莽夫一个，却在被老书记委以重任后，带着小雷家大队分田开窑建楼房，赚得盆满钵满。
他这个行为在当时来讲，很叛逆。
当时的中国农村是个什么情况呢？
生产分大队，吃饭靠工分，干多干少一个样。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一个叫做小岗村的地方，实在是太穷了，穷到秋收后家家外出讨饭。十八户人家在一间破茅房里破釜沉舟一般按下18个手印，不再吃大锅饭，而是搞起了生产责任制。
这在当时是很反动的行为，譬如保证书里有一项，竟然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
不久之后，改革开放的文件正式下发。小岗村不但没坐牢，更被树立为农村改革的典型。
但小雷家老书记的话，代表了那个年代绝大部分人的态度：
“土地承包给个人，这不是乱了套吗？大伙这不是成解放前的小地主了吗？还要不要集体？这事儿我们一定得小心，公社问不出来，我们问县里，不问清楚我们不能动。我们宁可不动，一定求稳，原则性错误万万不可犯。否则万一运动以来，我们个个都得吃批斗。”
风声鹤唳的年代刚过，谁都怕，谁都不敢轻举妄动。那雷东宝这个新上任的莽夫，要想让小雷家富起来，又该怎么办？
雷东宝这条故事线，要比宋运辉更富有生命力，也更普遍。他所表现的，是中国人口最多、力量最大的农村社会。
截至2016年，我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总人口的50.32%。而在1978年，这个数字是82%。
减少的那百分之三十，于无声处起惊涛。
雷东宝们功不可没。
杨巡
董子健饰演的杨巡，和国营经济中的宋运辉与集体经济中的雷东宝都不同。他所代表的，是市场经济逐渐繁荣后，应运市场而生的一批个体户。
在此之前，青年的出路是很单一的。改革开放前，无非“上山下乡”和当兵，改革开放初期，比较体面地是进政府和当老师。总的来说，“给公家办事”是大势所趋。
而个体户，很容易被长辈视为“投机倒把分子”。个体个体，是哪都不要你，才做了个体。
比如《中国合伙人》里的成冬青，出国出不去，留在燕大任教被校方除名。实在是没处去也没钱挣了，他在肯德基办起英语补习班。
成冬青的原型是俞敏洪，那个肯德基里的补习班，是新东方的雏形。
英雄无路可走，时代网开一面。
个体户们成了那个时代最先富起来的一群人。
杨巡从卖馒头开始，敏锐也坎坷的抓住了这个变革的时代，从一个小商贩干到拥有一条电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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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长沙》到《北平无战事》，再到后来的《父母爱情》与《欢乐颂》，孔笙导演的作品一直在展示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他试图用影视剧去创作一幅清明上河图，记录世情百态，芸芸众生。
而《大江大河》的年代背景，与其他的作品相同，略有不同。
与战争年代相比，它离我们太近了。近，就没了朦胧美，没了好奇心。没有生离死别的传奇演义，没了回首细看的欲望。
与现代戏相比，它又离得太远了。明明只差了三四十年，人们却是穿着的确良衬衫解放鞋，满嘴都是种地吃饱饭。年轻人哪怕嘴上不说，心里也想：“怎么这么土？”
可他们明明一点也不土，他们是美而不自知的一群人。
经历过动乱，饥荒，下岗潮，却仍然相信日子能好起来，也真的为了好日子去拼、去闯。
于长辈而言，这是一部可以回忆青春的片子。
而于年轻人而言，《大江大河》，或许这是一部可以消除年轻人与父辈隔阂的影视片。
黄伟导演在预告片里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一艘小船走在长江上，你快进入到长江口了，你必须换船。你坐上这艘大船往前去的时候，回头看一看，所有人的人都是英雄。”
我们是生来就在大船上了。我们不曾、也不想回头去看。
看我们的父辈披荆斩棘，把一个家，一个国，送到这艘巨轮之上。所以我们误解，我们产生隔阂，我们认为他们是如此固执又保守的一代，却没想到他们的青春是乘着扁舟，于惊涛骇浪中走过。
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一直在和我家的长辈聊他们的青春。那段日子由他们亲口讲出来，会变得格外生动。
比如我一个伯伯回部队的时候，蹲在候车室等车。一位来送女儿去大学报到的老乡看到子弟兵热泪盈眶，就把自己那花儿也似的闺女托付给他路上护送。
老乡一着不慎，这个女大学生后来成了我伯母。
比如我爸刚来北京闯荡，买了一个BB机。我妈每天下班就呼他一下，然后捧着脸坐在传达室等他打电话回来。
再比如我有个温州的同学，曾经和我回忆她父母刚办工厂的日子。她对童年印象最深的是父母身上的油笔味，因为两个人四条胳膊，密密麻麻写满了客户的电话。
我很喜欢听这些故事。很纯真，很质朴，带着一股向上的张力，和那个年代才有的浪漫。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年轻人，愿意坐下来，听一听父辈的故事。他们或许有些固执，有些死板，许多想法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可他们的身上，应当也有着从那个年代带来的、强大的人格魅力。
我懂得生活的艰难后，从没有质疑过他们这种魅力。
宣传片中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我们和父辈这两代人，这分别在大船与小船上成长的两代人，误解了这么久，争执了这么久，也应当坐下来，看一个这样的故事。
看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浪漫。他们曾和我们同样年轻，也曾在时代的浪潮中奋斗。
看大江大河，滚滚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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