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天临背后电影教育:表演班横行 高学历明星崩塌

（原标题：翟天临背后电影教育:野鸡表演班横行 高学历明星崩塌）

中国新闻周刊2月28日报道 因为演员翟天临的学术不端事件，人们对中国的电影学院教育方式产生了广泛的关注。

电影教育的尴尬

本刊记者/刘远航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03年，周传基跟自己曾经的学生张会军通信，谈电影教育问题。当时，周传基已经78岁，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的老教授，曾经带出过张艺谋和陈凯歌等知名导演，张会军则刚刚被任命为北京电影学院新一任院长。

离开北电之后，周传基坚持四处讲课，也自己办学。进入到新世纪，这位老先生感觉到了某种变化，社会上对于明星的追捧更加热烈，各类的表演培训班应运而生。性格鲜明的他在给新任校长的信里直言不讳地指出，当下电影学院的教学方法存在问题，教育质量下降，特别是表演系，已经成为社会名利场的前站。

“一些普通影迷水平的家伙，居然想染指电影教育事业。君不见现在到处是那些表演野鸡班、博士野鸡班。”周传基言辞激烈，并将矛头直接指向北电。“现在人人都在办那赚钱的野鸡表演班，这不能不说北京电影学院是罪魁祸首。”

时间转眼过去16年。今年2月，青年演员翟天临在一次直播中表示自己不知道知网是什么，这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招来了外界的普遍质疑。“高学历明星”一直是翟天临公共形象的一个支点。而明星的“人设”崩塌背后，是公众对于教育公平和学术规范的隐忧，由此牵扯出艺术教育的问题。周传基那封言辞激烈的信被重新找了出来，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问题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伏笔。

“表演型人才和高端学术之间存在这种矛盾性，艺术教育的规范度还需要更好地提升。从教学角度说，这几年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急功近利和学术失范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看待人才培养的艺术性和综合性，以及文化水准等等。”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著名导演、北电退休教授谢飞也发表了文章，对比国外的专业院校，并对艺术创作专业开设理论研究型博士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北京电影）学院多年来的博士教学实践不仅没出现什么杰出优秀的理论人才，博士论著被出版和引用的也属极少数。低劣、抄袭的现象倒是常有发现。”

风起青萍

回过头看，2003年的确是一个关键的拐点。好莱坞和港台影视剧借由多种渠道参与了大陆流行文化的塑形，张艺谋的《英雄》则为持续低迷的国产电影市场点燃了“大片”时代的序幕。电影究竟是艺术还是商品的二元论争被文化产业的属性所取代。在电影工业和流行市场的驱动下，明星和偶像的生产机制开始成型。

这一年对于翟天临来说同样重要。年仅15岁的他被杜琪峰看中，主演了后者监制的青春文艺片《少年往事》。翟天临随影片剧组参加了当年的金马奖和法国南特电影节，算是有了一个足够耀眼的演艺起点。

外部环境的变换，使得电影工业对于专业教育提出了要求。事实上，校园内部的波动同样剧烈。在此之前，北京电影学院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实践它的精英教育模式，每年的招生规模都在20~30人。但随着高校扩招后的第一届本科生在这一年的正式毕业，大众教育开始显露出它真正的面目。

以北电表演系为例，1999年，在本科班之外，开设高职班，招收40人，对于文化课的要求更低。2003年，北电成立高职学院，表演系的高职班人数井喷式增长，多达190人，是第一次开设高职班时人数的近5倍。

人数的井喷背后，是社会上对于艺考的持续升温。文化课的要求低，许多学生在高考无望后，选择走艺考的“捷径”。到了2006年，也就是翟天临参加考试的那一年，北电表演系的报考人数已经突破6700人，比前一年增长20%。后来翟天临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自己高考时的数学成绩只有19分。

激增的招生人数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对既有的办学方式形成了挑战。首当其冲的是师资问题，当时学院里的一位老教授就曾透露，学院的在职教师人数严重不足，78级只有20多个学生，既有的师资加上外请的各个学科专业的专家学者，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戏剧影视学这个领域有点陷入无序状态，大家千军万马都要往这挤，在这个领域要占有资源，占用学位资源，就出问题，良莠不齐，并没有把精英化的人真正地推上去。”中国电影(15.940,-0.21,-1.30%)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师资问题，还有教学场地、排练场所、课程安排、教学实践、学生管理等诸多问题。同时，大批学生的未来去向也成了表演教学必须要顾及的因素。张会军在上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之初就带着团队到美国进行考察，访问了九所大学和传媒学院。进行总结的时候，他也提到了教学形式的改变和硬件设备的升级。

一方面是怎么教，但另一方面，教授的对象已然发生变化。做“为人民服务的表演艺术家”，这曾是北京电影学院对于表演系学生的期待，但现在，这些学生们对未来的期盼是成为明星和偶像。

与扩招几乎同步开始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想象与实践。2003年，“985”工程二期建设开始启动，创建一流和先进院校成为笼罩在众多高等院校头顶的核心命题。与此同时，国内许多综合院校纷纷上马，成立了影视专业。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一所专业院校，一直被认为是中国电影人才的摇篮，在当时的语境下，也响应国家号召，迈出了建设世界一流电影专业院校的步伐。

这一年，北电被批准成为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然而，现实问题依然存在。学院刚刚提出要开展博士教学的时候，谢飞是反对的，他认为北京电影学院还不具备教学基础。然而胳膊拧不过大腿，在主管单位的要求下，博士越招越多。

谢飞虽然只有本科学历，但也只好开始招博士。后来翟天临的博士生导师陈浥也属于这种情况。他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1982届本科毕业生，而表演系第一次招收硕士生是1991年。

“至于学位，由于特有的‘一刀切’，电影学的教师被要求和其他领域的教师一样必须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才能获得高级职称，因而中国出现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电影创作博士的学位教育，常常令来访的外国同行目瞪口呆。”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这样写道。

失落的剪辑系

2003年春天，老教授周传基的支气管炎发展到了肺气肿，只好听从医生的建议，离开北京，在云南养病。那时候，他已经在云南艺术学院任教，安于一隅。对于高校里的许多变化，他有自己的态度。

周传基感到愤怒。在表演系持续火热的时候，他一直主张设立的剪辑系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早在1981年，他刚刚到北京电影学院任教的时候，就开始为此发声。剪辑当然不仅仅是一门技术，它直接影响着一部电影的节奏、运动、空间和时间，在周传基看来，这几乎是电影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的关键，也是其区别于文学和戏剧的原因所在，它甚至与演员的表演也有关系。熟悉电影剪辑是国外许多演员的基本素质。

当时，北京电影学院没有剪辑系，也没有训练学生掌握实际剪辑艺术技巧的课程，只开了一堂蒙太奇理论课。但在国外，情况大不相同。美国设有电影学院或系科的大学，都有剪辑系或课程，南斯拉夫和澳大利亚的影视院校对此同样重视。

周传基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电影创作者没有真正认识到剪辑的重要性，也是因为中国的制片制度允许导演参与剪辑，由此降低了剪辑师的存在感。他曾经到国外跟电影教育界的同行交流，对方听闻中国的电影专业院校没有剪辑系的时候，大为惊异。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初创的时候，民族电影事业把好莱坞电影逐出了国内市场， 消除了它的思想意识的影响。此后，前苏联教育模式引入中国，直接影响了电影学院的科系建制，表演系就是一例。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赵宁宇提到，国外大部分电影学院都没有表演系，或是相关专业。因为，在美国学表演，其实默认的就是舞台表演，所以美国绝大多数的表演专业都设在戏剧学院内，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舞台才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影视演员不是一个与学科、学历挂钩的行业，大量演员都非科班出身，两夺奥斯卡影后的朱迪·福斯特(31.180,-1.70,-5.17%)虽是耶鲁毕业的学霸明星，但在成为学霸前就作为童星出道多年。美国多所高校设立影视表演类专业，但并无博士学位可供攻读，一般都是硕士到顶。

而北京电影学院则选择了别样的路径，1955年11月，由前苏联专家主持授课，以培养师资为重点，举办了导演、演员、摄影、制片四个专修班，学员都是各电影制片厂的在职干部，学制二年。第二年6月，国务院批准北京电影学校改制为北京电影学院，专业设置为电影导演系、电影演员系、电影摄影系和放映师范专修科。

摄影系的老师郑国恩后来回忆，56级学生入学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师资。学校党委安排他担任老师，但当时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都太少，很是为难。组织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先顶上，“技巧部分基本按苏联专家的原样讲”。最后，他临危受命，走上了讲台。

到了80年代初，北京电影学院的科系设置基本沿袭了五六十年代的架构。然而，电影创作和理论领域的快速进展，包括“第五代”导演的出现和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让剪辑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1981年，电影局召开了全国首届电影剪辑会议，同时成立了中国电影剪辑学会。

尴尬的创作博士

2010年，国产票房突破百亿大关，增幅超过60%。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建校60周年校庆，周传基被授予“中国电影教育贡献奖”。与此同时，翟天临从表演系本科毕业，并作为免试推荐生，继续攻读研究生，专业是电影艺术创作及理论。他的演艺事业也开始进入正轨，在电视剧《孽债2》中担任主角。

也是在2010年，艺术学学科建设迎来了关键的节点。国务院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组即将把艺术学从文艺学中脱离出来，使其升级为独立的学科门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相关的专家学者研讨升级方案，前后开了不下十次的会。

门类下面如何设置一级学科，当时就有争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姑且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张道一和仲呈祥这样长期研究艺术学的老教授，另一派是像谢飞这样从事具体的艺术教育的专家。分歧有很多，比如要不要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之外，设置一个统一的艺术学理论。

其中在东南大学召开的那次论证会上，争论尤为激烈。周星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也参与了讨论。在他看来，当艺术学开始走向成熟、变成学科门类的时候，理论的建树作为一个顶梁柱，和各个艺术形式，包括电影、音乐、美术等等，和这些形式的技能技巧是相互支撑的。

“事实也证明，没有综合性的艺术理论，那么这一学科发展长远来说就会堕入到偏见里头，人们会觉得艺术不就是表演、唱歌和跳舞么？”周星说。“以表演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因为大部分的演员是靠观察生活和悟性得来的，和理论性的学历研究有区别，体系性的理论提升可能需要高手。”

赵正阳的观点与此类似。“比如像翟天临这个人，主要依靠的还是经验，他要完成一个两级的思维升级，把自己的表演经验先给它碎片化，形成碎片，然后再把这个逻辑往上升到二级的逻辑，从技术和技巧上升到理论。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可以参考的东西，所以难度其实更大。”

经过不断的论证，艺术学学科的顶层设计因此确立，2011年，它正式成为中国第13个学科门类，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分别是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和设计学。

表演和电影学作为二级学科，隶属于戏剧与影视学。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事实的发展造成了一定数量的人，根本没有学过艺术，最后却成了艺术学博士。”赵正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另一方面，是有创作经验的人成了艺术学博士，但却很难形成有效的理论成果。“从创作领域来获取博士学位的人，他们做出的一些成果，大部分不具有非常大的令人公认的这种学术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院校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科评议组成员周星认为，学校还有教育指导部门必须严格地控制和要求。“如果你只是让画家来评学画画的，用演员来评学表演的，虽然他画得好，表演也好，但是忘了学理层面的标准，就会偷工减料，学生也会陷入自我满足，就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