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报道 由简川訸执导，姚晨、倪大红领衔主演，郭京飞、杨祐宁、李念、高鑫、高露、张晨光、彭昱畅等人主演的家庭生活剧《都挺好》在今晚即将落下帷幕。该剧也是第一季度最具爆款相的作品，其在整个播出阶段都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讨论，各种热搜接连不断。《都挺好》何以“吃透”男女老少？该剧播出后期也引来“贩恶”“极端化”的批评，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评价？
题材上开拓：切入原生家庭议题
一直以来，家庭生活剧是颇受欢迎的电视剧类型。如果按照题材划分，家庭生活剧大致有这么几类。一类是主打婆媳矛盾。早在1998年知名编剧王海萍写的《婆婆媳妇小姑》，单单这个剧名就将一个儿媳在一个新家庭中可能面临的几重矛盾揭示出来；之后王丽萍在这一题材上继续深耕，2009年海清、黄海波主演的《媳妇的美好时代》也聚焦婆媳矛盾，播出后颇受好评。这一类别的作品还有《双面胶》《媳妇是怎样炼成的》《功夫婆媳》《当婆婆遇上妈》《婆婆也是妈》等。
第二类是围绕子女的婚恋问题展开。这一类型的作品因为与年轻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少年轻人挺能感同身受，一度颇受关注。其在选角和制作上，也杂糅了情感剧和偶像剧的一些特质。比如《大女当嫁》《大男当婚》《咱们结婚吧》《下一站，别离》等。
第三个类别是关心生娃养娃和子女教育的。这是一个新兴题材，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中产阶层对子女抚养和教育的重视与投入，“生不生孩子”以及“如何养孩子”都备受社会关注，许多家庭生活剧便由此切入家庭矛盾，进行呈现与展示。《夫妻那些事儿》《小儿难养》等是“催生”，像《虎妈猫爸》《小别离》等反映的是“难养”。
相较于之前常见的几个类别，《都挺好》在题材上有了重要创新——它直击中国式原生家庭，探讨原生家庭对一个人个性的影响。虽然之前《欢乐颂》樊胜美的遭遇曾引发观众对于原生家庭的讨论，但《欢乐颂》的群像结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并不够深入全面；《都挺好》更具针对性，通过不同人物不同个性，深层次地揭示原生家庭的影响。
这两三年来，原生家庭成了年轻人重要的社交话题。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可以发现，文献库（包括期刊、报纸等）第一次出现以“原生家庭”为题的研究文章是2006年，之后直到2010年才第二次出现相关论文；从2010到2016年，研究的论文数量都不多，每年大概2-5篇；但从2017年开始，研究文章就多了起来，达到了25篇，2018年也有12篇。这样的频次刚好与社交网络热度是相对应的，也难怪这部剧播出后引起年轻观众的热情关注。
剧本的改编：放大矛盾凸显张力
《都挺好》一开始最受观众热议的情节是苏母严重的“重男轻女”。但若对照小说，就会发现剧本进行了改编，它将“重男轻女”桥段进行了更密集的铺陈。像小说中的苏家二哥苏明成是复旦大学毕业，但剧集中他连二本都没考上，是苏母砸钱买的。可苏母即便愿意将烂泥扶上墙，也不愿意给成绩优异的苏明玉买补习材料、报补习班，不允许她报清华。再比如苏母与苏明玉的一段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争吵戏，苏母对苏明玉说“我们只负责养你到十八岁，你以后还要嫁人”等，但在小说中，它只是苏明玉一句话简单带过。
重男轻女的桥段一过，整个社交网络的讨论焦点变成了“苏大强到底有多讨人厌”了。不夸张地说，苏大强这个角色身上真的是集齐了年轻人不喜欢的老人的所有缺点：窝囊、自私、矫情、爱折腾、欺软怕硬、贪得无厌、遇到事情就躲、热衷制造子女间的冲突……网络上还有人发起了苏大强和谢广坤同时落水先救谁的投票，谢广坤的得票率超过90%。谢广坤虽然一样作，但他至少是真心疼爱子女，可苏大强谁也不爱，他只爱他自己。
若与原小说一对比就会发现，这是编剧有意地放大人物缺点、制造戏剧冲突，剧集中苏大强的很多毛病是小说中没有的。比如像苏大强不爱洗澡、浑身发臭，剧集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两三集，但小说中就一句话带过；苏大强一遇到事情就动不动说自己血压高，小说中并未体现；苏大强与保姆结婚未果后想跳河自杀，也是编剧增加的。
剧集中苏家三父子都令人恨得牙痒痒，网友戏称他们是“渣男天团”。苏大强就不必说了，苏明哲愚孝爱面子，只会复读机一般地“谁谁谁我对你实在是太失望了”，苏明成则啃老、妈宝、虚荣又暴力（最后几集人物稍微“洗白”了）。但实际上，剧中的他们比小说中更“渣”。从传播效果上看，这样的人物设定非常成功，因为戏剧性是一部剧集可看性的主要来源，“恨”“讨厌”就能够让观众“骂”，而“骂”这一行为就意味着关注度和讨论度，意味着剧集与观众产生了情感互动。《都挺好》能够成为爆款，与“渣男天团”的“渣”有重要关联，他们源源不断地为观众制造话题。
“贩恶”的争议：是否符合“真实”？
伴随着《都挺好》后半程居高不下的网络热度，是业内两极化的评价。有人认为，“歪曲现实臆造出来的父亲人设，这是要干什么？ 这还算现实吗？”“现实人设还是歪曲人设，以超脱现实的人设来贩恶达到剧集火热的目的，正午阳光赢了还是输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矛盾和冲突本来就是戏剧的基本属性之一，将矛盾聚集在一起，其实就是“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叙述手法。
业内评价的分歧点在于，什么才是剧集中的“真实”？苏母如此严重的“重男轻女”是否真实？苏家三父子“极品”的个性是否真实？贾樟柯曾如此谈论影视作品中的“真实”，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他说：“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真实只存在于结构的联结之处，是起承转合中真切的理由和无懈可击的内心依据，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令我们信服的现实秩序……我们几乎无法接近真实本身，电影的意义也不是仅仅为了到达真实的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我追求电影中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真实，因为我觉得真实感在美学层面，而真实仅仅停留在社会学的范畴。”
在这里，贾樟柯为我们区分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真实”和美学意义上的“真实感”。很多观众对于剧集的批评，更多局限于社会意义上的“真实”，比如认为自己身边没有苏大强这样的人物、凸显人物的缺点就是贩卖邪恶等，它要求剧集严丝合缝地对应现实生活。但假若一部剧集真是现实生活的复刻，那么它要么就是寡淡如水，要么可能走向“和稀泥”。
评论者最爱挂在嘴上的是，我们要描写人性的“复杂”，可人性的“复杂”不是公式化的“坏人也有好的一面”“好人也有坏的一面”，“复杂”是正视“既有美好的人性，也有龌龊自私的人性”这一事实，是正视苏大强这样的“极品”真的存在这一事实。
“真实感”对此并不避讳，它以社会学意义上“真实”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种种浓缩、夸张、变形，形成现实的公约数，其最终目的是抵达美学意义上的“ 真实感”——凸显时代症候、社会问题与个体困境。试想，如果不是苏大强这么“极品”，观众会深刻地检讨和反思原生家庭吗？如果不是苏明玉的境遇如此艰辛，我们会直面重男轻女这一社会毒瘤吗？
因此，《都挺好》最具社会意义的一点就在于，它打破了以往家庭伦理剧“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模式化刻画，聚焦原生家庭和重男轻女的创伤，这为很多在家庭中受到真实创伤的观众“提供了一道审视现实生活与倾诉过往的窗口”，也提醒我们关注到这些问题。当然，它也不只是渲染悲观，通过苏明玉这一独立、自主、强大的女性想象，它也给予人们正面的启示：哪怕是再糟糕的原生家庭，你也可以成为更好的人；请保持乐观，多多加油。
□曾于里（剧评人）
本文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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