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君——一个洋鬼子的东方幻象

眩(9月30日0:48)

我的错，是简单和绝对的，我爱的男人不值得我去爱，他不值得我多瞧一眼，可是，我把我的爱给他，我全部的爱。
------普契尼 《蝴蝶夫人》


　　这是我对东方的幻象……

　　一个窈窕的女子，穿上旗袍和宽大的晨衣，为了爱上的卑鄙的洋鬼子而死。她生下来被教育成完美的女人，她们对我们逆来顺受。爱情无条件地令她坚强。这幻象变成为我的生命。

　　1964年，身兼间谍职务的法国副领事高仁尼在东方文化的向往中，痴痴地恋上了男扮女装的中国伶人宋梨玲。说他爱上了宋若有若无的眼神和浓郁的东方气息，还不如说高是深深地沉醉于对东方 文化的幻象和神秘向往中。作为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神秘感和捉摸不定感，使高仁尼在长期的自我理解中，构建了一个自我想象的意识空间。此时，他遇见了在人民大会堂演唱歌剧《蝴蝶夫人》的伶人宋梨玲。这个在高仁尼眼中极具东方女人气质与魅力的“女子”，将高引入了一段现实中的《蝴蝶夫人》的悲剧。

　　应该说，高对宋梨玲的爱不是一种单纯的肉欲和冲动，而是对他内心早已建构好的那个完美东方女性的幻想模型的印证。虽然宋从开始就“骗”了他（宋是地道的男子，为获得美国在越南的军事情报而接近高），但从某种意义上看，宋向他展现了真的一面，真的感情，真的同性的爱，而他爱上的只是假话，一个完美得近乎绝望的谎话，一个他自己建构起来的终将揭穿的谎话。高更像是一个可怜的木偶。歌剧中的蝴蝶夫人，是东方文化被西方文化摧残、践踏的玩物，而高仁尼更像是一个被东方古老文明诱骗、撕破的可怜的木偶。东方女人对西方男人永远有魅力，正像宋梨玲说的，“可那魅力是帝国主义者的。”

　　高仁尼因工作失误被迫回到巴黎。失散多年他终于盼回了自己的“蝴蝶夫人”。高的无知与对宋的爱使他默许了一切，为了“被中国政府绑架“的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孩子“，高再一次开始了他的间谍活动。不久，高被捕，站在指正台上的，竟是他的蝴蝶夫人，一个真正的男子！

　　“我是一个男人，爱上一个男人创造的女人。”

　　可怜的加利玛（即高仁尼）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直以来，他将《蝴蝶夫人》带给他的幻觉带入现实，挣扎于幻象与现实中的他分不清孰是孰非。相同地，宋梨玲也被“她”在《蝴蝶夫人》中扮演的角色所混淆。

　　尊龙，是我见过的最具女性魅力的中国男人。他那张有棱有角的很柔的脸，让他演的女人美中透着刚毅，坚忍后显出阴柔来。他饰演的宋梨玲一直是将大的刚与毅隐藏与阴柔、温驯的女性动作与外表下，就连香扇的开合也透着一股子大气来。片头，伴随着地道的日本民乐和浅淡画布上脸谱、和服、玉佩、香扇和琵琶的更迭，日式拉门一道道拉开，最后显出一整片纯正的黑色，影片由此开始。而宋梨玲，则跟随剧本的编注“第一幕 蝴蝶夫人出场”而出现。这是个真正意义上的男人，理智永远大于爱。他真的爱加利玛，并几乎一直清醒。“我是你的蝴蝶，在袍子下面，在一切背后，我永远是我。”除却他的病态心理，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理智的、清醒的爱国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她”试图以男儿身再次打动加利玛，“她”知道，他从没真正爱上作为一个男人的“她”……

　　囚车上，宋梨玲脱光衣服。谎言已破，“她”的“东方女人的端庄”也不必保留。真正的男儿体使加利玛终于目睹了两人共建的完美谎言的片片破碎。这导致了他的绝望。或许不是对他的蝴蝶夫人，是对这个世界的，绝望。——这是对加利玛死的最好解读。
　　
　　狱中，加利玛为狱友们演出歌剧《蝴蝶夫人》。长袍一袭，白带束腰。面搽白粉，唇眼若红樱，恍惚间酷似女伶的加利玛仿佛明白了自己才是温驯的东方女性。宋梨玲，更像一个冷酷的西方男人。

　　我有一个幻象，东方的幻象。在她的眼睛深处，仍然有女人。愿意为爱一个男人而牺牲自己，即使幻象中那男人的爱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光荣的死去，总胜于不光荣地过活。因此到最后，在狱中，远离中国，我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