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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霆锋：内地“人情味”浓过香港 2001年07月10日12:56:46 东方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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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谢霆锋很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他说：“除非是电台、电视台直播我才说，不然他们写出来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说了也是白说……其实就是那一班人，有时没有东西可炒了。就拿人与人的关系来炒。香港已经没有多少人情味了，太多的是利益冲突了！……所以我在内地会很开心，因为还可以闻到那种很人性的味道！”
那么，这篇文章，干脆就让谢霆锋自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谢霆锋。”除了文中的小标题以及括号里的活体字是笔者的感触之外，都是谢霆锋想要对你说的话。
“谢霆锋”是保姆起的
1980年8月29日，我在香港的法国医院出生，（怪不得不屑于当个小天王，原来是属猴的。在齐天大圣眼里，四大天王不过是看守南天门的保安领班而已。）我不是一个容易照看的婴儿，我经常生病，后来长大了抵抗力强了，才没那么容易生病。
由于父母经常要出外工作，所以在家里照顾我的责任就落在卿姐身上。卿姐在我出世前就已经替我爸爸工作了，直至现在，她依然在我身旁照顾我。小时候我除了经常生病之外也很顽皮，尤其不爱睡觉，通常要她抱着我直到凌晨五点才能睡。我的中文名其实也是卿姐帮我取的，那时父亲在想我该叫谢什么霆好，而母亲则认为我应该叫谢锋什么或者谢什么锋才好。结果弄得我生下来好些天还没有自己的名字。最后还是卿姐替我作的主：她对我妈说：“少奶，我想到，不如就叫霆锋啦。”我妈觉得对她的胃口，我爸觉得也蛮不错的。于是不叫我小狗、小猫，叫了谢霆锋。（当年的卿姐肯定没料到：时到今日的谢霆锋真成了雷霆万钧、谁与争锋的当红明星。）很多人都会问我，出生在一个明星家庭，会不会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坦白说，小时候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当荧光灯照着我的时候，人家就说：“霆锋，笑！”我就笑，父母带我拍电视广告，完全感觉不到身为明星儿女的那种压力。（那时候那孩子大概以为：小孩都要拍封面拍广告的吧？）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经常会被教师罚，老师总向我爸妈告状：“霆锋虽然是个很聪明的小孩，可惜有时实在太顽皮了。”但罚得最重的一次，不是老师告的状：一年级放学，我每天都应该坐黄伯的保姆车送回家的。有一天我没有上车，而是到处乱逛，直到很晚了才发现自己回不了家。幸亏我想到去妹妹的幼稚园，搭她的保姆车才回了家。晚上就被妈妈痛打了一顿，罚站了两个钟头。即使受罚我也开心：如果你在六七岁就可以一个人逛街穿马路，那种剌激感受，不是用笔墨可以形容的。
读完一年级后，由于父母不希望我背负着他们的知名度，就把我和妹妹送到加拿大读书。
爱上寄宿的自由生活
初到加拿大，一个同学欺负我妹妹，我跟他打了起来。因为我从来也没打过架，不知轻重，为保护妹妹不遗余力。结果同学被我打出了鼻血，牙齿也打掉了一颗。我被教师惩罚，还带去见了副校长。
到了四年级转到一所私立学校就读，那是正统的英式学校，每天上学要穿校服打领结。妈妈希望我学做一个绅士，但她不知道传统的英文跟普通口语有很大不同。教学科目也不同，我追不上学校的进度，读起书来困难重重。直至六年级进了学校寄宿，想不到就此爱上了寄宿的生活。
我是一个喜欢和朋友在一起多过于和家人在一起的人，爸妈在香港，平时只有妹妹和佣人在家陪我，很冷清没有亲切感。在学校寄宿再好也不过了，我至今还记得我们那时喜欢半夜三更在宿舍煮公仔面吃，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与现在常要为工作忙碌、还常常被传媒的追访压得透不过气来相比较，格外令我怀念。现在我那些好友仍在加拿大读书，不知道少了一个我之后，他们的生活又是怎么样呢？
寄宿也培养了我的独立性，令我学会不再依赖别人，对我以后到日本很有帮助。
身无分文的日子
十年级时我回到香港，在香港国际学校读了半年书，因为报上经常有我的报道，引起了校长的反感：“你现在究竟是做明星还是当学生？”所以我只好飞到美国凤凰城求学，去美国之前，我也曾想用心读书，念完高中上大学，可惜读书环境太差，令我有心无力。
我就读的是一所公立学校，有学生三、四千人，他们全都是标新立异之徒，头发染了不同颜色，穿着奇装异服还穿鼻环。老师更是没招，被学生拿东西掷也不敢哼一声。我当时是一个人过去念书，一个人住，很害怕交那样的朋友，于是我只能逃学。我用打工赚的100多美元，买了一套便宜的鼓，在家里学习打鼓，那边敲一下，这边敲一下，慢慢琢磨让我学会了基本节奏。后来又去学吉他，我的音乐老师叫Sieve，他弹吉他绝对是一流水准。最初我只跟他学一些传统乐理，譬如布鲁斯爵士等，之后才真正学吉他。坦白地说，Sieve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很大，自此我正式投入音乐世界，开始爱上音乐。
在父母婚变之后，在父亲要求下，我又去了日本东京音乐学院读书，父亲觉得我喜欢的东西将可能用得着，据说那所学校不错，也肯收我，就去尝试正式学习音乐。
很多人以为我生于富裕家庭，一定是要什么有什么了。其实并非如此，我在东京住在郊外，每天很早就要起床上学。我拿着吉他和书本———起码有25磅，慢慢走到火车站，要乘两个小时火车才能到学校。饿了到饭堂里买一些很便宜的饭菜或者在超市一口气买五、六个饭团，再买瓶牛奶来送饭。日本有不少娱乐设施，但常常身无分文的我最大的乐趣是寓工作于娱乐之中，其实就是到一些吧式酒廊驻唱，一来在勤工俭学的同时可以训练自己的音乐造诣，二来也不用每晚回家只对着四面墙壁那么苦闷。但有一次我唱完歌已经半夜一点多了，过了0点东京郊区火车没有了，身上只有几千日元的我连计程车也打不起，只能在一所很破旧的酒店住了一晚。这次遭遇，我一生也不会忘记。（看来谢霆锋不但是个苦孩子，还是老实的苦孩子，上海到日本打工一族很少有人说起自己“走麦城”的日子。）在这艰苦的环境下生活，最大的得益不是音乐上的进步，而是训练了意志力。一个人完全孤立无助的时候，一定会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我生命中经历最多的，就是在日本那段时间，至于领悟到什么，真很难用言语说出来。
这就是我17岁以前“一个真实的谢霆锋”。
入道之后的苦衷
至于1996年我入道之后的许多事，你们零零碎碎地已经知道许许多多乱七八糟的新闻了，那都不是我说的，我现在也不想辩解，反正我要说的都放到音乐里了。我前一张粤语专辑是《零距离》，就是希望拉近我和歌迷的距离。后一张国语专辑叫《了解》也就是希望别人能看到真正的我。
生活上，经济上我都有许多不可告人的烦恼。我工作不纯为兴趣，我确实是要赚钱的。如果不工作的话，我都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模样！不错，妈咪可以照顾自己，但阿爸老了还要生活，阿妹还要读书，外婆还在加拿大……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只要我能力可以，我绝对乐意为家庭出力！
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自己在内地这么受欢迎，不到20周岁就上CCTV春节联欢会。因为很少来内地，所以我要为那么多喜欢霆锋、喜欢他的音乐的人，真的做出一些事情来回报了。所以我很感激“可口可乐”为我提供的全国巡回演出，由于他们独家赞助，上海体育场看台上大多数的票价只有80元，这样我在上海的大多数歌迷朋友都可以跟我一起来玩了。不要在乎你离看台距离的远近，因为我跟你们心灵上是“零距离”，你我增加“了解”就能真切了解一个真实的谢霆锋了。（比较商业演出内场券1080元、880元、680元，上海体育场的380元、300元，真是很不“商演”；相比商演看台券的500元—100元，八万人体育场只划了最好的二万座看台，也真正是不太商业了。看来这样的巡演也许是真实的谢霆锋真切的初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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