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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独立映像展之作者见解

2001年09月30日20:24:18 南方周末 

  首届独立映像展:

作者见解

夏辰 杨瑞春


■杨荔钠
  “拍边缘人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不一样。我拍《老头》,老头虽然不是绝对的边缘人,因为他们是普通的老人,但确实有另外的边缘。我看别人的片子,包括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我就在提醒自己,不再找那些看上去比较边缘比较好拍的东西。其实生活里有许多人包括白领都可以成为拍摄的对象。看这次的片子,真是感觉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是说导演,是说人的生活。片中那些人,不看你怎么知道他们有那样的生活那样的想法。真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世界。看到别人的创作也特别兴奋。” 
  “把拍纪录片作为职业就特别累。《老头》拍了两年,《家庭录像带》也弄了两年。挺可怕的,但做纪录片,你又不能赶着做。”
  杨荔钠把父母离婚的旧事做成了《家庭录像带》。父母离婚时,14岁的杨荔钠在部队歌舞团过集体生活,13岁的弟弟是导火索是当事人。在杨荔钠的追问下,十几年前的伤痛重新浮现出来。三个受害人陈述了三个版本的回忆,绷成了一部爱恨交织的戏剧。杨荔钠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
  “没有DV,没有《老头》,我也不会去追寻。我知道它是有特点的。如果把它拿到电影院去放,我想它能吸引人,它不是那种看不下去的。”杨荔钠现在不能像先前那样操着DV着别人心安理得地拍。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手头没完的是《抗日战争》。是在(北京)五棵松那边的小区拍的,我特别怀念那儿。现在这个小区比较安静,但没有人气。那边是个大院子,特别大的小区,人气特别旺,生活气息特别浓。住的都不是知识分子,是西客站的拆迁户。还是那边好。”

■段锦川
  段锦川耗在吉林某地的乡村拍他的新片。片子的准备有三年了,几轮拍摄也有一年多了,这几天将要收工。对片子,他还不肯交代交代。
  段锦川将1998年、1999年网络对纪录片的关注列为纪录片运动的里程碑。此前,纪录片绝大多数是在制作圈子里传看,互相夸几句骂两声,流传的范围非常小,很少有外界的人了解其中的情况。网络的介入,导致很多人的好奇、了解,并且激发了他们参与的热情。这是无法持续关注的其他媒体所不能做到的。
  段锦川对DV评价不是很高。他正在使用的是BETA,“机器本身并不重要。”他以为。他肯定DV的灵便及其经济成本的降低,提供的机会和可能性比以前多,对于纪录片的推广好处多。但是机器的方便也带来一些问题,比方忽略影像本身的特性。拍摄更随意、更个人化,但是缺少一种对镜头、画面、人物的敬畏态度,因而在镜头的运用上表现得肆无忌惮、毫无节制。有时候见到什么拍什么想起什么拍什么,对自己的想法梳理得不很清楚。段锦川觉得,这是新生的DV族与上一茬纪录片制作人之间的不同之一。
  其他的不同还有,年龄、教育背景、生活理念和兴趣点,前者更年轻,心态
更轻松,爱好更广泛,工作更随意;后者对社会的使命感更强,不会有游戏的心态;前者通常把拍片作为业余爱好;后者将事业都做成职业。

■雎安奇
  用十几本过期胶片拍出过《北京的风很大》的雎安奇正在用DV拍摄《被子》,这是一部纪录片和剧情片穿插起来的片子。他试图探讨人与被子的关系: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被子里度过的,被子很重要;出门打工的人还是扛着被子,被子有家的感觉。
  关于DV,雎安奇觉得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早先不是有过超8嘛。DV的三大优势:价格低、机动性大、成像质量好。除了成像质量弱一点,另两项,超8也都占过。DV是一种技术资源,它的出现使技术资源更丰富。电影总有被神秘化的待遇,DV打破了一些技术上的障碍,使电影看起来更容易亲近。但是,说人人可以拍电影,那是谎言。技术上的束缚解放了一些,电影观念也更进一步才是要紧的。雎安奇觉得DV对自己没什么影响。他最早是用比超8还弱的VSSC。后来,大个的摄像机和摄影机,都用过了,再操起DV就激动不起来了。看过许多摇摇晃晃的DV作品,冷不丁地,在美国瞧见一部全用固定镜头拍的片子,安奇倍觉新鲜。“DV没什么值得讨论不休的。片子的投资渠道、发行渠道都没往好里改。再糙的想法都能把它做出来,这算是一个好。”

■崔子恩
  在我看来,DV状态是很强调参与的状态。我们的电影教学总在鼓励大师电影,说到商业片,就是好莱坞式的大制作、大规模。正是这种模式,使很多有才华的人因为没有资金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电影显得高不可攀,非一般人所能及,即使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也只有1%可能接触到胶片。而DV的低成本可以把这些人的潜能焕发出来,所以它是对过去电影观念的重新梳理、解构和革命。
  这次独立映像展我看了几个单元,总的感觉很不错,很有活力,但是有些作品的实验性并不强。我比较欣赏的是杨福东的《后房:嘿!天亮了》。
  乌尔善的也很不错,虽然有些人喝倒彩,但我觉得他很超前,他没有问题,
是观众的欣赏习惯还没有跟上。
  我认为DV不能用胶片电影的模式来衡量,因为所谓纪录片、剧情片、实验片的界限正在慢慢模糊,这次映像展还是用这种方式划分,让我有些失望。
  我刚刚同时拍了4部DV,5月份拍的,其中两部短片在这次映像展上放了,另外两部长一点的后期基本做完了,只是还没做英文字幕。这次拍片可算是我导DV的处女作,但是完成之后没有很强烈的感觉,觉得是在做一件很熟悉的事情。

■吴文光
  我刚在昆明做了个DV讲座,放了杨荔钠的《老头》和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那里的年轻人对DV还不像北京这么热,喜欢和质疑的各占一半,质疑的人发现它太不讲究,有点像家庭录像。他们甚至担心这种东西多了会亵渎电影。在他们的感觉里,电影还是非常神圣庄严的。
  我想对DV要有个开放的心态,它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每个人都能拍自己的故事,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这里面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现在看来大部分作品可能是幼稚和粗糙的,但很年轻,很有生命力,不能以电影的标准称之为缺点。假如永远坚持那个标准,那么只能永远躲在家里沙发的一角,在黑暗中讨论电影。
  很多规整的东西是腐朽的,表现出的是匠心,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设计生活。而当我用DV更随意地纪录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被改变了,因为有太多的可能性。
  小时候用铅笔在纸上乱画,非常自由。假如用的是名牌钢笔,心态就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保留那种乱画的纯洁心态。而电影不可能让人自由,导演就像商业化下的一条狗,甚至不能站起来大声叫几声。阿巴斯说过,拍了DV之后才知道以前的生命被35毫米浪费掉了。
  有人说拍DV已像唱卡拉OK那么恶俗了。卡拉OK是人人都可以自我欣赏,但别人听起来一点都不舒服。说到参与性,确实有相同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唱卡拉OK是在重复和模仿别人,而DV工作者要发出的是自己有个性的声音。
  而且,现在还远没有泛滥到那个程度,甚至还是一片沙漠,如果能绿树成荫就太好了。至于水准,有的人用了一辈子相机还是傻瓜水平,有的人成了摄影大师,道理是一样的,但DV至少让你有拍的权利。
  DV最终还是一个工具,一个手段,用以到达彼岸的手段,但究竟是什么彼岸,谁也不知道,也最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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