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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一章(10) 2002年04月08日13:45:42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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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学篇 (10)
这一年，在上海考区，报考导演系的有600人，最后录取6人；而在西安，报考者有400余人之多，仅仅3人中榜，成为幸运的28名导演系学生中的成员，为了这三个考生的最后命运，导演系的权威老教授张客和吴国英特意飞往西安，和主持西安考区的文伦、王心语和司徒兆敦老师一起进行研究，作出“终审裁决”。
这三个人是吴子牛（《晚钟》、《大磨房》、《最后的冬日》的导演）、张军钊（《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和刘苗苗（《马蹄声碎》、《杂嘴子》、《家丑》的导演）。
刘苗苗今天已经是宁夏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了。但她谈起当年在西安考学时的紧张心理时，头上仍旧要冒出一层层细汗。那时，她只有16岁，实在是太小也太不起眼了，被人家当作溜进考场来看热闹的初中生。拥挤的考生都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等着叫名字，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先后进考场去做集体小品。刘苗苗也在这热哄哄的人群当中焦急地等待着。只听见王心语老师用像女人一样细气声音喊：
“张军剑，张军剑有没有？”
从她身后传来一声洪钟般的声音：“钊！李大钊的钊！”
刘苗苗回头看去，只见身后站起来一个壮实硬朗，身穿洗白了的旧军装的青年，红扑扑的脸上发出油亮的光。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解放军战士吗？他，就是张军钊--日后执导《一个和八个》的导演。
“吴子牛，吴子牛到了吗？”
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从她的前方站起来，答应完了之后，那青年回过头来看了看周围的考生，一双阴郁的眼睛里藏着不动声色的机警。他像一头躲在密林深处等待出击的野兽，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匍匐在草丛里静候，可是当他发现目标和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会像箭一样的飞射出去扑向食物，并且不会留下一点残渣和骨头。
刘苗苗细心地观察他，发现他穿的衣服太旧，太破了。裤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洞。但是她从这个人的奇特的眼神中看出，这一定是个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因而他是考场上的一个可怕的对手。
是的，小姑娘刘苗苗看得一点不错，吴子牛是一个在碱水里泡三遍，开水里煮三遍而依旧倔强地活下来的硬汉子。磨难使他对人间的公正和同情不存分毫希望，如果这次能考取，倒让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似的。他是抱着“冷眼向洋看世界”，再试一次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考试的。
 吴子牛1952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这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小城, 因齐山而立的大佛而闻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乐山可是名实相符的山清水秀。吴子牛在一个温暖而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家庭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乐山小有名气，是一个为人极其随和的教育心理学的老师，任职于乐山中等师范。吴子牛姐弟三人，排行第二。他的姐姐，是一位十分聪慧，文思敏捷的才女，是一个对世界，对人事充满了细腻的体验和同情心的姑娘。要不是那场文化革命，她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或医生。可是，在1966年夏天开始的疯狂的暴力面前，她震惊，她恐惧，不久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导致姐姐发疯的原因，是父亲被隔离审查。每两个礼拜她要去探望父亲，给他送衣物和用品。她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一个普通人平白无故的被监禁，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她终于濒临崩溃。命运不但改变了这位善良姑娘的一生，也永远改变了吴子牛的性格。那个活泼、开朗的十四岁的少年永远失去了友善和欢乐的眼神，他双唇紧闭，沉默不语。他的眼光里一天天滋生着冷漠、怀疑、敌意和野兽般的犀利，好像一匹幼小的家犬被放在荒山密林里，在虎啸狮吼、蛇蝎出没的黑暗中，渐渐变成了一头幼狼。
文化革命给吴子牛心灵的另一个大打击，是1976年夏天的乐山武斗。四川武斗和别处不同，动用了轻重机枪和常规武器。不但是工人，而且年仅十四、五岁的中学红卫兵也喋血江城，在无谓的流弹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吴子牛目睹了一个少年红卫兵在黑夜的高楼上，想用强力探照灯照耀对立派阵地而被横飞的乱弹击中的惨状。这个红卫兵失血过多的苍白的脸，永远留在了他的眼前。也许完全是出于下意识，也许生命的毁灭必然催人过早的成熟，血，血，年青的生命付出的宝贵鲜血，使人在幻觉中变成历史磨盘里的浓稠的血浆。1990年，成年的吴子牛拍了他呕心沥血的影片《大磨房》。
父母被遣送到僻远的农村去下放落户，姐姐康复无望，挣扎在疯人院的病室之中。1969年1月17日，在川南多雾的阴天中，吴子牛挑着衣物和书箱，孤身一人下乡务农、插队落户。安谷公社红旗一队的一户贫农老人家，成了他安身落脚的处所。每年32年细粮，其余是白薯、萝卜、米糠、杂粮，每月二两油，四两肉，……，他把定量的食物全部交给这对七十多岁的贫农老人，他就是这家里的儿子了。
挑起80斤一担的粮谷对于吴子牛这个在城里长大的男孩子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才走了半里路就感到肩膀要断裂开来一样。但一年以后，170斤一担的重量，他能行走如飞地走上二、三里地也不带喘一口气的，每天少说也要挑上几十个来回。他变成一个矮墩墩的壮实的农民了！历史是一个磨盘，生活也是一个磨盘。树墩上有清晰的年轮，手上的茧子里也有细密的年轮。1969年刚下乡落户，每天一个工挣8分钱人民币，到1972年，上升到每天一个工挣3角5分钱，在当时这是很大的奢侈，很高的收入了。
知青小队的一项重要生产任务是给队里积肥送粪。开始从附近小镇的厕所里去掏粪，用人挑肩扛的办法，走十几里山路运回村里，肩上的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此后，大渡河上漂下来一根园木，是从冲散了了木排上散落下来的，知青们把它做成了一条运粪船，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几十倍。他们站在齐胸高的粪池子里拼命的掏，掏干了远近公社和小镇上的厕所，用小木船一船一船的把稠粪往回运，到了村边上往里灌水，一下子变成满满的一船。他们迅速地超过了积肥指标，一年的工分指标两个半月还不到就做完了。可以有八、九个月的时间躲到茅草屋里读书。书啊，黑夜里的亲人，沉默中的挚友；书啊，浓黑中的夜灯，寒冬里的炭火……。一盏松明，一堆古籍，吴子牛一夜又一夜地苦读，他的斗室里飘满了烟味。他买不起烟，卷起茶叶沫子抽。后来，茄子叶、青苔末子也抽。离他住的房子不远的山背后，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右派，是个被遣送回来的教师。沉默不语，形同木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柔弱的身躯和黑黑的皮肤组合在一起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肃然起敬。他一无所有，但有一屋子书。他不跟吴子牛说话，但他敞开门让他随意挑选想读的书。在这里，初中程度的吴子牛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典籍的严格的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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