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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一章(12) 2002年04月12日11:04:05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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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入学篇 (12)
当西安考区的招生工作已近尾声的时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几位老师在一间空屋子里接待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人，他眼神专注，表情严肃，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嘴边却已有两道深深的沟纹，他就是张艺谋。
直到考试之前的一天，西安考区的老师们还在作最后的努力，千方百计地为他争取破格报名，但北京方面的命令是按规定执行。教师中仍然分为两派，一派强烈希望破格准考，一派坚持说制度不能随便更改，否则会带来一大批超龄考生要求破格报名，后果不可收拾。但不管持哪种意见的人，都肯定张艺谋是个难得的摄影人才，一定要得到培养和保护，绝不能让他流失和埋没。
然而此刻考试已经马上要结束了。
他们以非常惋惜的心情告诉张艺谋，爱莫能助！能做到的仅仅是为他联系了《陕西画报》社和西安电影制片厂，介绍他去那两个单位当图片摄影师或电影摄影师的助理，希望将来成为一个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摄影师。
张艺谋默默感谢。他还能要求什么呢？这确实已经是很大的关心了，他毕竟年龄超过了整整六岁。
可是他心里还是想上学。
自学，他已经花出了比任何人的努力和代价要大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心血，但他还是梦寐以求的盼望上大学啊！
难道他的出身真的注定了他跟大学这个神圣殿堂永远绝缘了吗？
张艺谋1950年出生在陕西西安。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军人，由于他的父亲弟兄三个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就决定了这家在解放后的政治处境。大伯父在1949年以前去了台湾，二伯父投奔延安未成，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却在解放后很长时间内，被冠以“潜伏”罪名，这就加重他们一家人的不利处境。他父亲背着一个历史问题的包袱，从30岁之后，大半辈子就没能抬起过头来。张艺谋从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父亲的政治阴影下，跟别的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他的磨难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是从一生下来就被注定了。许多年后，他回忆道：“有些干部子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吃过不少苦，但‘文革'过去后他们就翻过来了，而我们这种人不同，没有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我一直是被划在这边的人。”
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张艺谋显得比别人要豁达些，成熟些，甚至乐观些。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是对于张艺谋来说，还没有“立”，就“知天命”了。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现实，只有活着，而且平安，才能自“立”。
 文化革命开始，张艺谋的父亲被送到陕西农村去放羊，当医生的母亲也被下放到农村。1968年12月26日，他跟一些同学一起，到陕西乾县杨汉公社北倪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很平静的扛起行李就走。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必然的归宿，到北倪大队甚至比想像的处境还要好一些。对于张艺谋来说，无所谓愤世嫉俗或怨天尤人，有的只是怎样用最积极的方式去面对现实，迎接命运。他有一付强壮的筋骨，像足球运动员一样有力的双腿。他吃的香，睡的着，有力气，能刻苦，什么重活累活都挑得起来。他带了红白油漆、画笔、刷子、直尺和各类大小尺寸的毛主席像的版样来到农村，下乡的当天，就冒着大雪在生产队的饲养院的门上画了一张特别大的领袖像，两边还写上了“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联，饲养院焕然一新的消息立刻就传遍了全村上下，村里的大队干部非常满意，夸艺谋是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这样吧，你手巧心灵 ，慢慢画，把咱村里队部、场院、各家各户，都给画上，社员走到哪儿都能抬头见到毛主席。
插队三年，张艺谋一边务农，一边画画，把毛主席像在北倪大队挨家挨户画了个遍，他的辛苦换来了老少乡亲的称赞和亲情：“艺谋是咱北倪村的好后生。”
1971年，陕西咸阳国营第八棉纺厂招工，因为会画画，又是一个打篮球的好手，张艺谋被招进国棉八厂当了工人。
每天把一百多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或者是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哗啦啦的一下子撕开，这种重复的体力劳动他天天都耐心地干着，累得汗流浃背。但是当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洗洗干净，伸直腰板躺在木板床上的时候，他也会望着黑旧的房顶一遍遍地想到：我难道就这样永远下去吗？
这是1974年。
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有想象力的人，也不能异想天开地预见，在陕西咸阳棉纺厂里的一个青工，要迈开他的两脚，向欧洲国际电影节的奖台走去。但是，事实上这个神话般的进程，却实实在在的从1974年的某一天悄悄地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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