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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二章(1) 2002年04月18日09:51:04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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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读篇 (1)
1978年9月，秋高气爽，睛空万里，朱辛庄迎来了150多名北京电影学院的新生，他们怀着非同寻常的兴奋，踏进了绿荫环绕的大门。校门口的水泥柱上虽然挂着北京电影学院的牌子，但实际上这儿却是昔日北京农业劳动大学的校舍。因为是农业大学，不但校园宽大，农田环绕，占地500多亩，而且还有实验果园90多亩，加上校园对面的600亩奶牛场饲料地，真是环顾四周，一片广褒，极目楚天，心胸开宽。
为什么一所电影学院，却占据了农业大学的校舍？
据说，毛泽东当时曾经指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岂不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于是，1969年，北京农业劳动大学全校师生下放到城郊各县务农和教学。偌大的一个校园，四壁空空，楼门上锁，只留下一个人数不多的留守组，看管这一片座落在田野上的楼群。
1970年，江青想办一座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样的艺术大学，为她的“样板团”输送后备力量。决定将音乐、戏曲、舞蹈、电影的教学都集中起来，既要学艺，又要劳动，名称叫“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在僚属们的介绍下，她驱车京郊，选中了这处校舍，下令大兴土木，将原有楼房格局，改建成为舞蹈排练厅、表演教室，又在果园旁新修了十多间单人琴房，准备音乐学院把钢琴从城里搬来。还兴建了两座电影摄影棚，让电影学院学生在此实习。于是，四所艺术院校——中央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奉命迁址，来到朱辛庄办学。
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70年代的京华再也不是40年代的边区延安。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庄园里，音乐、戏曲和舞蹈学校的学生们，一天也耽不下去。这些孩子们，陶醉在江青的“样板戏”甜梦里，怎么受得了在寂静的田野上苦度春秋。于是，江青的亲信于会泳、钱浩亮、刘庆棠，纷纷诉苦，要求搬回城里。他们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音乐、舞蹈、戏曲学院各自回到了城里的原有校址。
这样，朱辛庄号称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却独独留下了北京电影学院一家，在此坚守寒窑，光荣孤立。它在市区中的原校址，也很快由江青指定的文化机构奉命占用。于是，农业大学的校舍里，就上起了电影艺术专业的课程。
历史的悲剧有时也成为喜剧的开端。剪辑错了的胶片，常常产生意想不到的蒙太奇效果。荒废了的琴房，后来被陈凯歌、田壮壮们撬开了门锁，当作埋头苦读、彻夜争论的书斋；弃置的舞蹈厅，镶上隔音板，变成简易的电影录音棚。被江青的手下们视为荒凉不毛之地的朱辛庄，竟成为了中国新潮电影的摇篮。世事往往以这种出人意料的跌宕，给人以绝处缝生的惊喜。
从1978年秋天开始，田野上矗立的楼群里喧闹嘈杂，生气勃勃。图书馆和学生宿舍楼的灯火常常彻夜不灭，有时直达天明。以往岁月中，这里孤灯烛照，传达室的老师傅对影独酌的情景，从此一扫而空。在参天的杨树下的校园里，学生们抱着书本和照相机匆匆来去，他们一个个目光犀利，一副肩负重任的样子。其实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电影所知甚少或者刚刚入门。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抵制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定，开始了在农村实行经济改革的尝试。更重要的是作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平反的决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革命中的各种错误政策和冤、假、错案。这次会议作为一个历史的分水岭，彻底结束了为祸十年的文化革命，正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
1978-1982年，电影学院78级同学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不平常的时期中渡过的。这四年，正是思想解放运动最活跃的开端。
导演系78班的主任教员是汪岁寒和司徒兆敦两位老师。在第一堂课上，汪岁寒老师语重心长的说：“文化革命十年，我们被迫停止了教学，现在从你们这班开始，一切又重新开始了。但停顿了这么久，应该怎么教，我们也不大清楚。但我们一定尽心尽力，也希望你们人人努力。有句肺腑之言想对你们说：做一个导演，肩上的责任重大。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的时候，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你拍一次电影，成功还是失败，事关重大！期望各位牢记。”司徒老师说：“你们28个人，都要立志创新。不要重复前人。如果将来毕业以后，出现28个小司徒，就太没出息了。相信不会是这样。”
这就算是第一课的赠言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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