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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二章(9) 2002年05月27日12:00:51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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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读篇 (9)
任何一个时代的新文化的确立，都是以其鲜明的语言体系为特征的。
以“五四”为标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就是以白话文作口号，以普及白话文为目标的一场语言革命。不摧毁千年以来的古文系统，不建立跟西方语言思维有紧密联系的现代白话文，就谈不上思想的现代化和表述的大众化。
同样，20世纪的欧洲现代主义艺术运动跟19世纪的分野，也首先是在语言构成上的一种叛离和重构，继而引发出全方位的现代文化景观。
因此，中国新时期文化的诞生，也必然伴随着一场语言革命。没有新的语言体系的构成，就不能跟文化革命时代进行彻底的决裂。1979-1982年，当第五代电影创作者们在学院里苦读的时候，在中国，全社会正揭开了社会话语和文学话语全面改革的序幕。
西单大街上巨大的标语牌上写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白电视机里播送着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江青和四人帮的现场实况。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颂扬一个年青数学家在一间由厕所改成的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含辛茹苦地献身科学的宗教精神；中国女排昂扬洒脱地打败日本女排的消息开创了鞭炮震耳、上街游行的节日庆典先例。西单民主墙前围满了人群，激越的言词和冷静的思索锻炼着从动乱中刚刚走出来的人民。大学校园里的演讲和诗歌朗诵使青年人热血沸腾：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是报应……被公布出来的辽宁省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的悲壮事迹暴露了“四人帮”酷刑的灭绝人性，把人民震惊得目瞪口呆。几十万右派分子在百感交集之中接受了姗姗来迟的“改正”，两千万知识青年正在从冰封的北国和炎热的热带森林中席卷回城。三洋牌盒式录音机刚刚出售，排队的人群长得象一条看不见尽头的长龙。学英语的浪潮因为这个简易的机器的普及而加倍汹涌，当然也可以藉助于它而反复的欣赏邓丽君柔媚的歌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此处原书有几页对于80年代初文学、诗歌、绘画语言变革的叙述，未加转载)
当文学、诗歌、绘画语言正发生变革的时候，电影怎么样了呢？
电影语言毫无疑问也汇入了上述革新的潮流。
1979-1980年间，由第四代导演们拍摄的影片，都具有明显的语言创新的意义，同时在理论上也出现了以论文《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为发端的一场大辩论。而当第四代导演们迈出这重大的一步时，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顾长卫等人还正在朱辛庄紧张地攻读，所谓“第五代电影”还在孕育之中。
最初的冲动来自彻底厌恶和埋葬江青主义文艺的虚假和伪善。其后，青春祭奠和语言革新的热情，贯串在第四代电影的创作中。
虽然，从文艺学和艺术特性论角度来看，江青搅乱戏曲和电影的界线，用庸俗社会学和实用主义功利观来规范敌我用光、敌我的机位、俯仰角度、景别设计、色彩分类是对电影语言的一种破坏，但从江青自身的逻辑来看，这一套语言系统却不清晰的“内涵和外延”，是保证江青式英雄形象得到充分体现的手段。江青说，“八个样板戏够无产阶级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我想说，江青极权主义文艺理论，够中国文艺人警惕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了。
1979-1983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第四代导演崇尚纪实主义，偏爱影像真实、镜语真实和叙事真实，是对1966-1976整整十年的虚假语言和强权语言的一种彻底反叛和矫枉过正。在这方面，杨延晋《苦恼人的笑》、《小街》；黄建中《小花》、《如意》；张暖忻《沙鸥》；吴贻弓《城南旧事》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闪烁着不可替代的个人光彩。第四代从电影语言上的求真求实，为第五代电影的进一步探求扫清了道路。第四代电影的生命咏叹和抒情气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特色。
这刺激了正在学习和准备中的青年创作者们：如何对待自己的语言准备，如何选择自己的创作视点，如何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巧。换句话说，因为处在一个变动不定的时代，78级同学们在朱辛庄时代，并不是按步就班地读完课程表上的一切，而是在学习电影课程的同时，审视、批判和选择电影语言。这种外界促使的独立思考，使他们在沿着第四代发起的创新运动前进时，明确的提出不同于前者的艺术主张。——《一个和八个》与《黄土地》的表现性、意象性电影语言，和第四代的纪实主义倾向是泾渭分明，各奔东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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