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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二章(11) 2002年05月30日20:00:57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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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苦读篇 (11)
开始的时候是一、二个人心灵手巧，出其不意地画了一、二张假票，顺利地混进了电影资料馆的小放映室。后来就发展成技术完善、加工精细、流水作业式的电影票工业系统，一时真假难分，莫测高深。
为什么78级的同学们要造假票呢？明目张胆地违反制度，多么不好？
这个原因要从江青建立的“内参片”制度说起。
“内参片”是“内部参考片”的简称。文化革命期间，1966-1970之间是没有电影的，1970年以后开始把八个样板戏的京剧搬上银幕，拍成电影，1974年左右，开始拍些故事片。当时，几亿老百姓翻来复去地观看《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龙江颂》、《海港》等京剧电影，而江青和她的特权集团，有专门的放映厅观看美国或欧洲电影，上下形成了两个天地，两种文艺。为了提高样板戏京剧团、舞剧团和拍样板戏的编剧、导演、摄影师们的眼力和水平，江青特批给这些部门调看西方电影的权利，让他们了解某些欧美导演的最新手法和技术水平，以提高样板戏电影的制作品质，这种看片待遇就叫做“内部参考片”。在西方，任何一个平民观众只要买一张票就能随便进入影院或在录像机上观看的电影，在江青时代，被神秘化和特权化了。“内参片”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待遇和变相货币。在文革时代，一张内参片的电影票可以搞通后门，攻开难关，解决许多人情关系。长期供应内参片的电影票，甚至可以获得从买肉、买糖、坐车、看病直到升学、转户口等等方面的便利。听起来像是一种编出来的神话，但对于封闭社会中的百姓渴望窥视西方生活的迫切心情来说，却又是无可奈何的真实。
“内参片”的管理方法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
造假票成了电影学院学生明知故犯的越规行动。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花钱贪小便宜，不是为了好奇心和窥淫癖，他们确实希望尽早的认识法斯宾德、施隆多夫、科波拉、大岛渚和马丁·斯科西斯。
和真票一模一样的工艺精细的电影票，被美术系和摄影系的创作小组用巧手绘制出来，还盖上当天日期和场次的印章。巧夺天工，叹为观止。小放映厅里人头挤挤，好不热闹。
不过，一个极其偶然的原因，导致东窗事发。
问题出在颜料的选择上。使用的是广告画颜料。夏天天热，收票员手上有汗。突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怎么手上染的都是颜色？票面却被抹得一片糊涂。全部观众退场，重新验票。发现有许多年青学生，不是这场“内参片”发票的对象。
“北京电影学院学生造假票！”消息传开，真是令人难堪。学院领导严厉地批评：以后绝不准有此类事情再度发生。
可是，更精致的方法被发明出来了。绘制完毕以后，在票面上打一层薄薄的蜡，摸上去又光滑又爽快，手感很好，即使放在水里也不湿，更不要说夏天有汗的手了。
结果是扩大看片的范围和增添观摩的场次。代表当前创作潮流的新片子让学生们观摩。第五代导演后来很快出入于欧美各国影展，有许多机会看到当年角逐奖项的各国新片，他们常常为了参加记者招待会或观众见面会而没有时间看片或看得太多反而厌倦了。可是回首当年，想起在朱辛庄年代为了早点看到一部新的进口电影，而绞尽脑汗，冒犯纪律的情景，真是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每次进城到中国电影资料馆观摩影片，就开出两部大巴士车，上面挤满了各系的学生，加起来有100多人，还有一部分教师。人挤人，人靠人，喘不过气来。但是谁也没有怨言。因为只要是去看新片子，一个人也不愿意拉下。不论是严冬还是酷暑，车一跑上京昌公路，一阵阵歌声和一串串笑话就从车窗里飞扬出去，快乐的调侃和机智的笑话此起彼伏，用集体的欢笑度过路途中沉闷的几十分钟。一块面包或两张油饼，甚至于从食堂带去两个馒头，常常是看片中间的一顿晚餐。就是在这习惯了的俭朴中，看过了一部部类型不同的影片，写满了一本本认真细致的笔记。
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导演送给儿子一个笔记本，封面上写着“每片一得”。他告诉陈凯歌，自已当年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学习过来的。凯歌严遵父嘱，每看完一部影片就用他的楷书写一篇读片笔记。其实，决不止他一个人这样做，几乎每一位同学都有一种或几种笔记。摄影系的同学在放映电影的时候，都坐在最前排的位置，不少人手里拿着照相机对着银幕拍摄精彩的电影构图。由于亮度不足，拍摄下来的画面技术质量当然不会太好，但是入了迷的初学者在所不惜，他们根据积累下来的影像资料，仔细的研究不同导演的造型语言和构图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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