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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电影在戛纳 2002年05月30日20:44:54 南方周末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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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戛纳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地方，如果你有体力，你可以一天接受二十个采访，其中包括来自萨拉热窝或者哥伦比亚的记者。整个电影节把你迅速包装，快速推销到全世界。惟一的问题是，这二十个采访并没有什么新鲜的问题，你要把同样的问题向不同的记者重复二十次，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一台录音机，随时倒带，随时重放。我从来没有像在戛纳一样惧怕过电视记者，真是一种消费性的媒体，你胡说八道都行，嘴里数一二三都行，他只要拍到你的脸就行，其实不关心你在想什么。当然《世界报》、《电影笔记》还是很棒，在这疯狂的戛纳，他们的思路还是那么清晰，与你探讨电影本身的问题。这个影展有太多的精英、明白人、混混儿、骗子，当然也有太多机遇和荣誉。
2.对，首映结束时，我流眼泪了。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斌斌，我电影中的角色。真的有谁会在意我们的生活？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偏好长镜头？为什么不顺从一下观众？我不会回答什么，但是我心里在想，我电影中的每个人，他们在大同，过他们自己的生活，也从来没有想让别人了解过，他们保持着尊严，绝不煽情。我也想让我的电影有这样的品质，只请你试着适应我。当然我没他们坚强，我的电影还是触动了我最脆弱的部分，也是这些脆弱的部分，让我不能原谅生活。
3.我很难理解索克罗夫会在戛纳受到非议，他的《俄罗斯方舟》用高清晰度数码摄影机拍摄，一镜到底，无论对电影技术还是对电影语言都极具挑战性。在今天，你可以说他是异端，可以说他哗众取宠，但他是明天的真理。2002年的戛纳不像在1960年代，文化喜欢肯定有独立思维的东西，戈达尔如果于2002年推出他的处女作，我想现在的人也会与他保持距离。这让人担忧，如果像戛纳这样重要的电影节都不敢鼓励实验，电影会越来越失去活力。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是很精致的情节剧，但与《俄罗斯方舟》比起来，它为电影本体做得太少。
4.因为戛纳电影节重放黑泽明的作品，他的制片野上老太太从日本赶来。每次与她见面，我们像看到老祖母，都会得到一堆礼物。有时候拍电影像一个家族的活动，你受到前辈的照顾，同辈的支持。拍电影是很不正常的生活，是一些无家可归、有家不归的人从事的职业，你与同行在一起的时间比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长。野上老太太再次对我谈到作为一个导演要有意志，因为如果电影已经变成你的生活，那你要成为这种生活的强者，不要自己把自己宠坏，有太多的事情你还没有做好。
5.我在一部毛里塔尼亚的电影中看到中国人的形象。
这位老兄好像是个倒爷，在非洲卖望远镜，他与叙事关系不大，导演让他在卡拉OK中唱了一首迟志强的《铁窗泪》，他非常投入，有思乡的感觉。导演一定不知道《铁窗泪》的背景，但他能从演员的眼睛中看到情感。这个人作为一个外来者形象在毛里塔尼亚游荡，看到这一幕，有很奇怪、很强烈的感觉，至今理不清头绪。
 6.三部电影完成后，我有很强烈的阶段感觉。人生观、电影方法都要重新检讨。我的制片认为我需要完成从独立电影到进入主流的准备，我还没有准备好。我们一直不拒绝将自己的艺术在工业的体制中有效地推广，但所谓主流是什么呢？好在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想。在戛纳，很多人说我在电影这一行里得到得太快，看到人到老年的马丁·西科塞斯那样充满活力，看到62岁的阿巴斯在街上健步如飞，我真的感觉自己才刚刚开始。
我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同时也充满着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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