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看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你才会真正明白为何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能够撷取如此广泛的国际声誉，并登上今时伊朗电影的“教父”之位。
错拿同桌作业簿的男孩阿默德一路跋涉寻找朋友的家，却最终无功而返。为了避免同桌第二天遭受老师训斥，疲惫的阿默德决定替他完成这次作业。
摄影机追随着男孩翻山越岭，写实朴素的目光对准了伊朗社会中最底层的普通百姓，典型的阿巴斯“用简单的方式拍电影”信念下的作品，不事雕琢，却充满了人性的思索深度。
虽然宗教首领霍梅尼在抵制音乐和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同时独尊电影，意欲仿效前苏联，使其成为助长革命意识的传播媒介，但保守的信仰和缜密的审查制度仍然对伊朗电影的拍摄题材划出种种限制，诸如女人在电影中的出现。这使得伊朗电影形成了单纯、简约、折射的电影语言，更培育出一类反映社会生活的儿童电影，将镜头转向纯真无邪的娃娃，意外地开辟出另一片海阔天空。诚如阿巴斯所言：“限制是我们东方人生活和文化中的一部份，生活就是在限制和自由的矛盾和对立中发展和变化的……但正是有了限制，才让我们变得更有创造性，激发我们创立新的风格。”
当作为强势文化的好莱坞电影对性和暴力的仰赖不断花样翻新，变本加历，将高科技和欲望满足奉为电影的救世主时，我们简直不能想象一部没有火辣辣的激情碰撞，没有令人发指的暴力恐怖，没有蔚为奇观的科技助阵的电影会是什么样子，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然而马基·麦迪吉的《小鞋子》不但让世界感动得一塌糊涂，票房更是横扫千军，一马平川。
究竟是什么样的电影拥有如此强大的魔力，令素来痛恶伊朗的死对头美利坚合众国都敞开了奥斯卡的怀抱？
阿里将妹妹莎拉的鞋子拿去缝补，却在买菜时不慎弄丢。小兄妹泪眼涟连商定共用阿里的一双破球鞋，每日接力赛般奔跑在换鞋途中。莎拉无意间发现同校的一名女孩脚上穿的正是自己的鞋子，当与哥哥前去兴师问罪时，却发现女孩家中一样贫困。善良的孩子什么也没说，默默地返回。阿里得知学校马拉松比赛的季军奖品是一双新球鞋时，许诺妹妹一定会为她赢得这个奖品。小兄妹重新燃起希望。比赛开始了，岂料阿里拼命过头，竟拿了冠军。失望的小兄妹坐在水池边无声地流泪，美丽的金鱼温柔地碰触孩子们稚嫩的双脚。而此刻，毫不知情的父亲正带着新鞋子回家来。
在哽咽中微笑着，你突然发现了电影原来还可以这样拍，平淡的环境，个性单纯的人物，线索单一的故事，原来也可以不必枯燥艰涩。情绪的张力始终牵引着你，生活流的绵延中我们嗅到了某种气息，某种对有质感的生活的深切渴望
。
伊朗电影从生活中截取毫不起眼的事物来发展故事，和作业簿小鞋子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水缸》中那口莫名出现裂缝的水缸，《白气球》中女孩不慎掉落到水沟下的钱币，《风中飘絮》中被打碎的一块玻璃，这些在工业社会和成人眼中微不足道的小事，却是娃娃头顶天空坍塌的一角，而来自成人世界的漠视和一再曲解更让他们不断陷入了无助。然而即便如此，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却总是满怀的希望和对生命的热忱。不禁扪心自问，年幼时的我们可也曾遭遇过来自成长者的粗暴？伊朗娃娃清澈无辜的眼睛中看到的世界，难道不是我们曾经备受伤害的那段记忆？
 当贾法·潘纳西如鱼得水般拍摄着《谁能带我回家》时，小小的女主角米娜突然不耐烦了，拒绝“他们”安排的女性之旅，再也不愿象个弱者那样不停地哭泣流泪，毅然离开剧组独自踏上真正的寻找回家之路，影片的后半部分因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记录片。而这样坚韧和勇敢在孩子们的身上总是表现得让人肝肠寸断，《永恒的爱》中不断寻找母亲形象的男孩；《手足情深》里被人贩子拆散的一双孤儿兄妹；《天堂的颜色》那只能用耳朵和双手感受天籁之音，却被父亲抛弃的盲童；《醉马时刻》则讲述了失却父母的库德族孩子肩负起生存的责任，往返于地雷和游击队密布的山区走私，而那条路，冷得连骡子都需灌醉酒才能越过边界；而阿巴斯更在最新的《ABC在非洲》中，用DV镜头记录了乌干达数千名孤儿，他们被艾滋和内战夺走了父母，却仍在困苦黑暗中寻找生命的欢乐，在死亡和疾病的笼罩下坚韧的存在。
伊朗电影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出独特的视觉风格，从民族境遇出发，将书写日常生活的电影带给观众，在电影回归本身的同时，突破了民族和文化的界线，试图重归冲刷人类身体的那条生命河流，反映稍纵即逝的平凡中蕴涵的某种永恒，透过儿童的目光对人类的生存重新做了一次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和审视。它引领我们再度进入那个电影和生命交错摩擦的天地，沉淀心灵，无语凝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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