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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之生于1970的贾樟柯 2002年06月10日22:00:12 网易报道 程青松 黄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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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先锋电影人档案1961-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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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于1970的贾樟柯 |
[对话]
贾樟柯：在“站台”上等待
对话者：贾樟柯/程青松 黄鸥
我能感觉命运，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在这个秩序里面在发生，这些经验对我都是很珍贵的。
——贾樟柯
程：《小武》和《站台》你更喜欢哪个？
贾：（沉默，考虑中）
黄：我喜欢《站台》。
程：你觉得从《小武》到《站台》有什么改变？
贾：没变化，接着拍，《站台》这个剧本大概是在1995年或者1996年开始的，那时刚刚开始拍短片。实际上《站台》应该是我的处女作。我想着拍电影，我将来的第一个电影就是《站台》。我从1990年以后我从家乡汾阳到了太原，也就20岁，学画，离开原来那个封闭的环境，到了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里头以后，慢慢地开始，汾阳那些人和事比原来要清晰很多。后来93年又到了电影学院，1995年写剧本的时候第一个想拍的就是80年代汾阳的生活。
因为这10年也正好是从1980年到1990年，正好是我自己从10岁到20岁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成长，开始懂事，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开始有自己的选择，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正好一个是自己成长里头最重要的阶段，我不管别人对80年代印象怎么样，我自己觉得80年代对我来说是非常动荡的，是非常激动的10年，为什么说它动荡，因为很多信息，很多人和事情都非常迅速变化。比如说，县城里的摩托原来只有邮局送信的有，邻居几个孩子经常站在马路上聊天，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哥哥，看着就非常羡慕，要是我能买上个摩托，那我就满足了。然后他这个话没说几年，他就买上了。可能就三、四年后，说明经济发展非常之快。比如电视机，就象《站台》里面一样，大家都是排队到单位里去看，公路局啊，公安局啊，税务局啊，畜牧局啊，只有这种机关的办公室有，但是很快就家家户户都有了，你每天在街上都能看到有人在人房顶上插天线，变化非常之快，你真的能经历一个日新月异的生活。那时思想也慢慢开始打开，我觉得在《站台》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是四个年轻人成长的过程，另一个就是文化。
程：你拍完《站台》后来好象回去拍过好多的镜头？
贾：补拍了一次。结构上的东西，因为我剪接的时候，废掉了原来的结构，重弄。
程：原来是个什么结构？
贾：就是很自然的那种叙事，后来我找到了那个进城出城的那个结构，就补拍那个镜头去。
程：这样的结构使得《站台》很具有史诗的格局。它跟80年代是血脉相连的。你在《站台》里用很多80年代流行的歌，还有80年代演的那些电视剧和电影片段。你为什么把你的这些人物放到80年代的“站台”上，他们在翘首盼望什么的到来？
贾：《站台》里面开场的歌，《火车向着韶山跑》，那个就是我姐姐最擅长的一个节目。那个时候她是学校宣传队的宣传员，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见她演出，她一个人站在那儿拉，别的人坐在木头板凳表演。后来很多节目都是这样的，包括电影也是这样的，革命的文艺嘛，非常封闭的状态，然后慢慢开始有通俗文化。
最早听到的这种音乐的，就是街上的那些混混，他们有了录音机，就在在街上放，录音带也是走私进来的，刘文正啊，邓丽君啊，张帝啊，都是那个时候的，慢慢大众文化传到汾阳这样地方的以后，你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它没那么简单，不单是一个歌的问题，是一种新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有很多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变成一个经验以后，我就想去做一部电影。
一开始我就想拍这个东西，当我剧本写完之后，我就找这种拍电影的机会，最初我只找到30万，有一个公司，就是胡同制作，他们能出到差不多10几万20万，山西我又找到一部分钱，这个条件我远远没有办法拍《站台》，我就拍了《小武》。规模非常小，成本非常低，很灵活，也就是用16MM拍。
然后《小武》完了之后，制片环境对我来说突然变了，很多投资人在我后边追。后来《站台》的剧本在釜山拿了首届电影PPP电影计划的那个奖，我的摄影师余力为懂法文，拿到了法国的南方基金，这个时候外部投资环境对我来说相当好，大大小小的公司，包括法国百代这样的大公司也特别有兴趣，也包括一些很小的公司，后来我就选择了日本的北野武最新成立的公司。我选择他一方面是认为一个导演他那么成功之后，他还有兴趣投资给年轻人，另一方面他公司里找我的那个制片人，监制了侯孝贤的3部电影，包括《南国，再见南国》，《好男好女》，《海上花》，我热爱侯孝贤的电影 ，既然他能够长期跟侯孝贤合作，他肯定是一个是很可靠的人，最起码是喜欢这种电影的制片。
然后我们就开始合作，我觉得我在电影这个行业里是很幸运的，从拍短片到想拍长片，到拍了长片到拍《站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挫折，想来什么就来什么。相对来说是非常幸运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找钱筹钱，还有我的幸运就是我的两个制片人，香港胡同的李杰明和日本的矢川尚三，他们是给了我完全自由的创作，《站台》我原来在合同里签的是2小时40分的电影，最后我的导演版本是3小时10分，多了40分钟，他们看了我最后完成的剧本之后，他们已经知道不可能是2小时40分的电影，大家都没说什么。我记得日本制片说的特别好，他说既然导演觉得有必要用3个多小时来展开他的故事，那么就尊重他吧。因为我非常清楚，这样长的一个长度等于说你拒绝了商业，放弃了商业上成功的可能性，它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放，但是绝对不会收的好，因为你这个长度你让一个普通观众坐在里面去看你生命经验的一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电影当时大家都已经知道完全没有办法在中国上映，西方的观众，国外的观众是不是有一个兴趣，耗费这么长的时间来了解你的电影。这完全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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