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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武》：郝建和贾樟柯的一次聊天 2002年06月10日22:05:53 网易报道 整理 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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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建：北京电影学院理论教研室副教授
贾樟柯：独立电影导演
民工心态与底层目光
郝：你曾自称"电影民工"，是不是你也有过民工心态？
贾：拍完《小山回家》以后我慢慢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开始到北京来，我也曾经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但我在拍电影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我是一个有农业背景的人。
郝：你愿意清楚地正视你自己的这种心理状况？
贾：对。
郝："电影民工"如果对这个词进行语言分析的话，这种心态还是很有点不一样。
贾：反正我现在越来越坦然，我觉得不仅我个人，对整个中国艺术来说，也应该承认农业背景，不承认这一点，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就会和这块土地失去联系。我现在很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是从我私人经验来谈，另外还有一点，如果单纯把电影抽出来作为影像和声音来看待的话，我认为这个时代缺乏区别于主流的影像。
郝：主流是指商业电影吗？
贾：主流在我这里是指意识形态有主导作用的电影。
郝：那就是主旋律电影或者叫主导文化。
贾：对，主导文化的视听形象。
郝：对于全世界来说，主流就是大众文化，就是POPULAR，在中国你必须区别于这两种形态。
贾：对，是第三种电影，知识分子的电影。
郝：这一点很准确，知识分子不光是读过书，懂得数、理、化，还要会看、会思考，是社会良心和头脑。很不幸，德里达说的"知识分子死了"的局面在今天的中国还没出现。
贾：所以我也很想把它拍成一部具有独立思考的电影。同时，对于艺术的划分我有一个看法，以前一谈民间艺术就是剪纸、布头娃娃，但我觉得我的电影也是一个民间艺术，因为它区别于主流话语，区别于商业电影，想努力去寻找散落在民间的珍贵经验。
郝：我们的沟通看来还可以，我就觉得《小山回家》和《小武》都是把目光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它们都没有涉及政治层面。它不是中国的历史寓言，也不是西方或者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眼中的陌生人。这种眼光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有。在长安街，往边上跨一步，到北京站；或者往下走一层到地铁过道里，就是这种现实，这种人群。我们从上学时乘火车这么多年来来去去，很熟悉的。以前有关注，后来常坐飞机了，投向他们的目光就少了，看见他们也视为无物。我们可能只是发些感叹，这些民工……，我们不会把眼光投向他们，去跟他们进行心灵上的沟通。你怎么会把眼光投向他们？我觉得特别动人。
贾：一是个人经验，一是身份的确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身份的确立，只有身份确立后责任感才会确立，它坚定你的一个感性认识。国外知识分子跟民众在一起，我们这儿很多跟体制在一起。
郝：你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我看所谓人文精神，在中国最需要建设的是较低层次的内容，就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一种同情心、平等这类观念。
贾：还有，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你作为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要有所改变，独立的人格磨炼本身就是文化建设，可贵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开始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同于上一代知识分子。
郝：你观察的生活和表现的生活，跟上一代知识分子观察的所谓民众、大众、劳动人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眼光和心态。在新时期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到农村去，那里是最纯真、美好的地方，是大地母亲一样的地方，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到那里去汲取营养，得到力量，在落难中受到支持。在最根本的思想秩序上还是接受再教育。现在，在你的影片中，民众不再是一个提供力量的丰厚的群体，不是一个我受到打击后的避难所，不是给我提供呵护的形象；而是小武啊，火车站卖票青年啊；在车站和汾阳县城两眼无神地到处蹒跚的小孩啊，是社会两极中的另一头，这也是你影片中最打动人的地方。
贾：我从欧洲回来，有一段时间特别绝望，因为走了许多地方我发现欧洲之行抹去了我对世界的最后的幻想，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人的生存状况都基本差不多，慢慢地，绝望之后，你的心会变得很平静，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伊甸园了，哪儿都一样，更坚定了你在这个土地上，关注这个土地上的人。也许上一代知识分子更多感到的是一种社会负担，而我渐渐觉得压在自己心头的最终是一种存在的负担，是存在带给你的永远摆脱不了的苦恼，是人天然的缺陷和悖论。
思考与笑声
郝：电影学院给你的影响大不大？
贾：怎么说呢，客观地说，没有这个地方也就没有以后这些创作。
郝：影响比较大。
贾：因为你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能看到这些电影，了解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开阔眼界，还有系统地学习电影史。我特别看重电影史的学习，我觉得这是作为电影导演必备的条件。
郝：这就是我前面谈到的，你必须全面占有，你用多少是一回事，但你必须全面占有，你占有得丰富不丰富通过你的媒体使用一下就能看出来。
贾：如果没有电影史知识，你再努力都有缺陷。 |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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