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诸多门类（genre）中，政治电影（甘作“宣传工具”或“喉舌”的御用电影当不入此流）堪称一大异类。在民主国家，因为题材的敏感性和争议性，政治电影与小众的艺术电影或作者电影一样，随时可能是一单赔钱买卖，成为既不叫好又不叫座的票房毒药，甚至还会引来社会上某些势力的抗议或攻讦，极端例子譬如在影院门口示威和放置炸弹阻挠电影上映等等。如果政治电影的编导不幸身处专制社会，而在统治者眼中，一切艺术皆政治，那不仅电影无法与广大观众见面，创作者亦会被严加封杀。譬如拍出《石榴之色》和《被遗忘的祖先之影》等佳作的苏联导演帕拉赞洛夫（Sergey Paradzhanov），就因为不与当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保持一致”，被以莫须有罪名逮捕，关进劳改营从肉体到思想“改造”了整整五年。如果说帕拉赞洛夫的作品还算不上政治电影，他主要是因为自己的艺术追求不合时宜就遭当局整肃，那么，波兰那些倡导“道德焦虑电影”的电影人，如《铁人》（Man of Iron）、《大理石人》（Man of Marble）的导演瓦依达（Wajda），还有赞努西（Zanussi）、奇士劳斯基（他的早期电影大多涉及波兰的政经和文化、社会等问题），则完全是因为他们“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而受到当局的多方压制。关于此，有心人只要翻翻奇士劳斯基的自传，就可略知一二。
由于六十年代后期希腊军人独裁政府掌权，《Z》片的外景地只能移到风物较为接近希腊的北非，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拍摄。电影虽然没有明确交代故事发生的国度，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其实电影史上这类例子不少，尤其是政治电影或与政治有关的电影，因为众人皆知的缘故，未必能在故事的原发地拍摄。譬如前些年好莱坞那几部不太高明的电影（所谓不高明主要是指氛围、人物刻画等艺术层面而言，无它），像Seven Years in Tibet，就分别在自然风光与西藏近似的阿根廷和智利高原炮制出来；而故事发生在中国大陆的Red Corner一片则是在加州拍摄的。成功的例子亦有，如《现代启示录》，影迷都知道拍摄场地远在菲律宾而非越战故战场。再有，讲红色高棉红色恐怖的The Killing Field，当时因“民主柬埔寨”还如日中天，亦只能移师泰国或者加拿大拍。当然，并不是只有与政治相关的电影才这样，以上所说，笔者不过趁机做做文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