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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何处“寻枪” 2002年07月16日03:57:28 南方日报 左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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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投资6部电影5部亏本，巨星影业公司总裁邓建国还是矢志不渝地要将业务重心从电视剧转向电影，因为在2002年，他已经看到了民营电影制作的春天。
同样在追赶机遇的还有大批民营企业———自2月1日单片申报制度正式施行以来，已有10多家民营影视公司向国家电影局提出了拍片申请。
这是民营资本对电影制作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热情。难道备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中国电影业终于盼到了源头活水？
民营资本的“春天”？
2002年3月，著名演员徐静蕾来到国家电影局，为她筹拍的新片《我和爸爸》登记备案。电影局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今年2月1日以后，《电影管理条例》中新增了一个单片申报制度，民营企业和个人只要剧本通过审查就可以拿到“单片证”制作电影。徐觉得“这个制度很方便”，于是提出申请，她也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拿到“单片证”的制片人。
而此前的几十年，电影生产的权利一直为国营制片厂所垄断，民营企业要投资电影制作，必须从某个制片厂购买“厂标”。
“单片申报制度显然是电影局对民营制片公司的一个肯定。”在民营影视制作圈有“大鳄”之称的巨星老板邓建国，将这次制片制度的改革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
于是，已经成为民营影视公司标兵的巨星影业决定在电影制片领域“试水”。邓建国将其目标限定在了小成本电影制作上——在最近推向市场的电影《母亲快乐》身上，巨星只投入了不足200万元。
邓建国之所以如此谨慎，是因为他觉得资本大规模进入电影制作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分析说，一个厂标一般也就是10多万元，这在动辄数百万乃至几千万的电影制作费中可谓微不足道，因此，单片申报制度并没有解决民营资本进入电影制作的根本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发行渠道上：片子做出来之后，电影发行必须要通过各省的电影公司，而这些带有垄断性质的电影公司往往“拿了钱不办事”，不仅发行商不愿意拿钱为新片做宣传，在放映的时候，电影院还会隐瞒票房，将相当份额的票房收入笼入自己的腰包。
这才是邓建国保守试水电影的真正原因。
事实上，巨星影业近期实现盈利的一部电影主要是依靠海外发行、出售VCD版权，以及卖给电视台等方式收回投资的。“如果不是海外市场，近年一些号称票房大胜的影片都得亏本。”邓建国说。
对于上述弊端，国有电影制片公司也有深刻认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总裁韩三平说：“电影工业想要吸引投资，必须在发行和放映环节也进行深入的改革。”
投资回收的尴尬
一般而言，电影生产包括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主要环节，这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制片商负责投资，发行商控制渠道，最后的投资回收依赖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三者从票房中的分成比例一般是35％、17％、48％。
这样一来，对于制片商来说，资本回收渠道的前端已经被发行和放映两方所掌握，而由于发行机构的垄断和电影院瞒报票房，制片商的亏损也就在所难免。
为了破除发行垄断，院线制在今年6月1日应运而生———制片商可以不必面对省、市、县各级电影公司的层层盘剥，而是直接将拷贝卖到以各家影院组成的院线；而为了避免瞒报票房，在放映方面，从7月1日起，全国将有700家影院实现电脑联网售票。
但是这似乎仍然不能解决问题。邓建国分析说：“目前大多数省份还只有一条院线，这样的院线地方垄断色彩还是很浓重，缺乏竞争机制，制片商的利益还是没有得到保护；而且，电脑也是人做的，影院想瞒报票房总能想出办法来，在垄断的情况下，制片商对这种暗箱操作也只能忍受。”
事实上，一些国内发行商不大看好的国产电影，却每每有国外公司愿意收购做海外发行。去年，国产电影《那山、那人、那狗》被日本发行商买走，在国外创下了超过3.5亿日元的票房成绩。今年6月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上，华纳公司亚太区总裁EllenR.Eliasoph女士向记者透露，华纳已经购买了《菊花茶》、《我的1919》、《玻璃是透明的》等不被国人看好的影片，准备将其推向美国市场。
除票房之外，电影后期产品应该是制片商收回投资的另一个重要渠道。在美国，电影工业总收益的20％来自银幕营销，80％来自于电影后期产品开发；但是在中国，电影后期产品大多仍未跳出音像制品的框框，而猖獗的盗版实际上几乎堵死了这一重要电影投资回收渠道。正是因此，EllenR.Eliasoph女士将盗版和缺乏竞争的发行制度并列为阻碍资本进入中国电影工业的两大因素。
而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也是很多制片商的一块心病。据说在中国，每1000部剧本中，能通过审查顺利进入市场的不足100部。邓建国表示，巨星不投大制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审查制度的不确定所带来的政策风险，还有少数导演干脆放弃影片在国内的公映机会，完全依赖海外市场收回投资。
电影业何处“寻枪”？
资本已经跃跃欲试，沉闷的中国电影业走到了不得不“寻枪”的十字路口。
虽然看似“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但是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讲，院线制改革仍然是中国电影业的首选出路。EllenR.Eliasoph女士认为，如果各省有不止一条院线相互竞争，那么发行的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了。“院线之间会竞争，片子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发行商对宣传也会更主动，票房可以很漂亮，电影投资商将可以获得较好的回报。”
目前，在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已经引入了院线竞争机制。广东已有四条院线，江苏和浙江分别有三条院线，北京、上海也已有两条院线，而截至10月1日，四川、湖北、湖南省也必须建成两条院线。
而其他问题仅靠电影局进行体制改革是无法解决的，比如盗版问题，光靠电影局就是束手无策。
当然，制片商应该主动挖掘回收投资的其他渠道。
在6月12日的娱乐经济论坛上，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副总裁金国平表示可能会利用电影的传播效应，进行跨行业合作。在上影集团推出的一部《我为歌狂》的电视片受到青少年垂青之际，已有多家食品企业愿意付款获得与该剧集有关的商标。
同样是利用电影的传播特性，在电影中插入“软广告”也是收回成本的一个重要渠道。《007系列》中的宝马和欧米茄，《古墓丽影》和《毁灭者》中的爱立信，都是值得国内片商借鉴的经典范例。
对于审查制度，欲在商业片领域发展的《寻枪》导演陆川希望电影管理层能够切实放宽尺度，用法规而不是用很多约定俗成的方式来管理：“管理者应该知道如果不让投资者觉得他们是电影市场的主人，不给他们选择题材和制作方式的自由，单单许诺拍电影的自由显得有些空泛。”
本文转载自《２１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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