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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四章(6) 2002年07月17日11:14:44 网易报道 倪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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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出师篇 (6)
实在没有办法，何群只能回到自己屋里边洗衣服边看电视。肖风这时也正在屋里，两个人一同观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是一部南斯拉夫影片《桥》。这部影片描写二次大战的年代，一小队南斯拉夫游击队员被总部派遣，前去炸毁一座德军撤退必经之路上的大桥。桥又高又险，任务极其艰巨。在步步逼近目标的秘密潜入中，小组的游击战士们不幸被德军守备队发现，一名战士为了掩护全体战友脱险，孤身断后，阻挡顽敌，但他不幸负伤，又告弹绝，就大声呼叫，叫退走的战友将手榴弹投向自己，杀身成仁，不当俘虏。
银屏上那声爆炸和随之而起的滚滚浓烟，使何群为之一震，也为之豁然开朗——这不就是百思不得其解的戏剧高潮动作吗？他跟肖风说，咱们就参考这个情节吧。肖风说：“好！”何群夺门而出，他边喊边跑，跑到了张军钊屋里，把这个重要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三个人。
《一个和八个》的高潮动作就此形成：
当连队的女卫生员杨芹儿被五、六个日本士兵围住，撕破了上衣，将要遭到奸淫的时刻，老土匪“大烟鬼”手中的枪响了。他用最后一颗子弹打穿了杨芹儿的心脏，但保全了她的女战士的贞操。
有的论者说，这种直接借用，不足为训；也有人说这里已有完全不同的民族性格和道德内涵，所以谈不上照搬和借用。不管如何，老土匪的一声枪响，杨芹儿的中弹倒下，改变了中国电影关于抗日战争历史的描写。无论是历史角色——土匪的义举和女战士的殉国，处理的一反常态，还是影像表现的新颖陌生，都震惊了中国影坛，使赞成者和反对者为之同样扼腕屏息。
这当然是后话。
此时，剧本既然改定，就看审查结果，成败在此一举。张军钊等人度日如年，凶吉难测。
1983年5月，广西电影厂召开大会，宣布成立青年摄制组，下达生产令投产《一个和八个》，张军钊任导演，张艺谋、肖风摄影，何群任美工师。特请郭宝昌为艺术顾问。大学刚毕业不满一年，就全部独立拍片，确实从无先例。大会开的相当悲壮，张军钊等几个人一律剃了光头，大有削发明志，视死如归之感。当着全厂职工，宣读一份保证书，愿将《一个和八个》当作成败抵押，如果万一失败，甘当十年助理，永不再提独立创作之事。军令如山，立誓为证。广西电影厂上下人等，对此悲壮情景，莫不为之动容。
“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青年摄制组动身，有点像敢死队出发上阵。大家送别之际，一片庄严之情。可是看到他们列队，又忍俊不禁、笑成一片：除了女卫生员杨芹儿留着两条辫子以外，不但导演等人都光着脑袋，而且所有男演员一律剃成秃瓢，晒得油光黑亮——他们从全国各剧团借来之后，被送到南宁近郊的水库旁晒了几十天，彻底改变了皮肤的颜色——他们粗眉邪眼，杀气腾腾，没有一个像好人。老远看去，活生生的一群土匪，岂止一个和八个，差不多二十来人一小队。凶神恶煞。
这群人来到南宁火车站候车，立刻惊动了铁路警察，后来及时说是广西厂拍电影的，才马上松驰了警戒。等他们北上到了河北省地界，中途转车时，可就吓坏了公安人员和广大旅客，这不分明是一群刑满释放的劳改犯吗？
这群演员里有扮演指导员王金的陶泽如，演锄奸科长的陈道明，演奸细的谢园，还有魏宗万、辛明和赵小锐。1983年时还都藉藉无名，现在却大多已成为中国演艺界的大腕明星了。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长得实在太怪，当时是没有什么导演用他们的。他们被选中拍这部片子，不但演出了面目一新的八路军，而且塑造了一群性格各异的土匪，使《一个和八个》区别于50年代以后所有的战争影片。他们的舛骜不驯，完全不同于过去反派人物的漫画化和脸谱化；他们的血气和民族意识，完全突破了以往影片里匪敌一家，狼狈为奸的公式。作为土匪，他们的凶残和暴烈令人痛恨，真可谓“匪气实足”，可是当他们的野性一旦化作与敌相拼的卫国义举时，又是忠义分明、生死不顾，体现了“土匪是人”的复杂人性。
剧中人的这些设计和要求，早在把演员接到广西，让他们在烈日之下暴晒和彻底投入剧本研究时已经贯彻了。当他们穿上全部戏装被粗绳子捆着走在尘土飞扬的冀中平原上时，他们不但身临其境，而且充满自信地沉浸于每人的角色之中。
今天，第五代导演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开拓，分别取得艺术上的成就之后，回忆当年，一致留恋的是创业之初，齐心协力，亲如兄弟般的团结。这种团结，永无再现的可能。但它是形成这场艺术运动的关键因素，也是世界电影艺术运动中带有规律性的现象：青年电影创作者确立自我阶段常常以群体性方式实现艺术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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