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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片头号导演斯皮尔伯格 2002年07月26日19:55:49 南方周末 周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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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Spielberg）（生于1946年12月18日）
电影史上最赚钱的导演，好莱坞代表人物。他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从影，一生迷恋科幻题材。1977年他拍摄了《第三类接触》，从此，他的科幻片成了影界的大热门。斯匹尔伯格非常重视影片的商业性，作品叙事性强，力图讲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其次，他非常看重特效的使用，每部影片都不断创新，利用最新科技创造新奇的画面效果。他也是电影“潜伏广告”的发明人，在1982年的《外星人》中不着痕迹地加进了一个巧克力糖的广告。90年代以来，他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既拍娱乐片，同时开始拍摄所谓的“严肃题材”，如《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一些评论家对他那讨巧的商业风格不屑一顾，认为他开创的商业传统压制了艺术片的公平竞争。
17岁时，他完成了一部135分钟的故事片《火光》（Firelight），题材是UFO、外星人劫持地球人、搜寻天外生命等。13年后的1977年，他重拍了这个故事，改名为《第三类接触》。在以后的20多年中，他为全球科幻影迷奉献了《外星人》、《侏罗纪公园》、《人工智能》、《少数派报告》等一批制作精良、影响深远的作品。毫无疑问，如果综合数量、质量和影响力多种因素，斯皮尔伯格应稳坐影史科幻导演的头把交椅。
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片融合了他对科学的迷恋和对生活的热忱。他强调科幻片立基的科学内容必须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而不是胡编乱造。《侏罗纪公园》的立论是昆虫吸取的恐龙血保存在体内，尽管早已成化石，但其DNA却未改变，因此科学家可以用DNA将1亿年前的恐龙还原。这虽然超越了现阶段科技的能力，但听起来没有太大的逻辑破绽。《人工智能》中的机器人具有人的情感，《少数派报告》中的3个“女巫”能预测即将发生的谋杀案，这些属于科学发生“质变”才能出现的“奇迹”，但“量变”的过程却在不停地进行，如我们身边的机器越来越“聪明”，人类的预测功能越来越发达，等等。斯匹尔伯格对于自己影片中的未来世界持非常严谨的态度，最近几部科幻片开镜之前，他广邀了权威的未来学家，共同商讨影片涉及的方方面面，如未来的交通、建筑、通讯手段等。《少数派报告》的故事发生在50年后，按照这些专家的推理，那时美国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已导致危机，迫使美国人寻找新的能源，探索更节能的运输方式；在影片中，人们乘坐的汽车比现在的更小，并且能沿着建筑物的墙壁上下行驶。
斯皮尔伯格并没有“玩物丧志”，他知道电影艺术毕竟不等同于科学研究，一切戏剧元素必须为戏剧冲突服务，不能游离于主题之外，因此，他的镜头不会在那些高价研制出来的新玩意上流连忘返（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侏罗纪公园》第二集，一时得意忘形，把展览各类恐龙当作了终极目标）。另外，他也没有因专家的指点而束缚自己的想象力，该大胆设想的地方他决不犹豫，就拿外星人的造形来说，那是没有丝毫科学依据的，连外星人到底有没有都还难说，何况形象。这就需要他拍摄《第三类接触》和《外星人》时作全新的构思。从斯皮尔伯格塑造的外星人形象，你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世界观。他对于不可知世界，表现出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童心。在这两部作品中，外星人均是和平友善的使者，而护送他们的那道强逆光仿佛是光明的化身。在这成人的童话中（而《外星人》作为幼儿的童话也完美无缺），人跟外界的关系恢复到最纯朴、最本质的阶段，即人有沟通的需求，只有在跟他人的沟通中，才能相互理解、增进友情、消除敌意。
斯皮尔伯格从来没有为了科幻而科幻，即便在《侏罗纪公园》那样的爆米花电影中，他仍不忘在刺激过后附上寓意——人类切莫自以为是地“改造”自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斯皮尔伯格对于科学的态度在逐步改变，如今他认为科学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社会的进步，也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他表示，人类敢于梦想，于是创造了科学，但科学有时会限制我们更多的梦想。举例来说，将来有一天，生物科技能延长人的生命，并能定时定点刺激我们某个部位的功能。“我愿意在下午3点钟精力衰竭时来点人造刺激吗？”斯皮尔伯格自问道，“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我可不想当仿生人。”在最近的两部作品《人工智能》和《少数派报告》中，斯皮尔伯格开始认真思考科技发展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为机器人增加人的情感，这有助于他们跟人的沟通，但是，一旦有了人的情感，你还能把他们当作一种类似高级电器的物体来对待吗？如果我们能预知犯罪，并加以防范，这对于整个社会无疑功德无量，但对于那些尚未犯罪却被抓起来的“潜在罪犯”呢？他们难道没有自己的权益吗？为了增加公共和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你愿意放弃多少个人的自由和隐私？斯皮尔伯格开始关心科学发明的道德伦理属性，他不再把科学看成单纯的进步，他的世界观一步步从“光明”走向“黑暗”。“我热爱新科技，但现在我时时提醒自己科技能从好帮手变成拆墙脚的人，比如手机给了我们通讯的自由，但也剥夺了我们逃离办公室的权利。”借用《失落的世界》中的一句台词：“一开始大家总是发出赞美惊叹，接着就准备逃生吧。”对此，他总结为：人类必须想清楚如何使用自己的才华，要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负责，也要对“开除球籍”的东西负责。
有人表示斯皮尔伯格在《人工智能》中便与库布里克的悲观主义作了完美的衔接，但也有人不满意他的“光明尾巴”，认为那是斯氏的乐观天性破土而出。多数评论家把《少数派报告》当作他彻底转向的标志。该片不仅内容深刻，连形式也采取了三四十年代犯罪片的黑色风格。有人说他成熟了，脱离了幼稚的童话天地，但他说，最优秀的科幻故事都是对文明和未来的警示，是警世寓言。斯皮尔伯格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曾表示《少数派报告》是他所拍的最悲观的作品，但一个人或一样东西能防止全城的凶杀，那也是奇迹，至少是美好的愿望。反过来，如果你认为这些有犯罪潜力的人不可能改过自新，他们命中注定要犯罪，那才是愤世嫉俗、看破红尘。斯皮尔伯格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不相信有天生的坏人。更可贵的是，他在自己的科幻作品中提出了很多疑问，但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圣贤而加以回答。这些问题多数没有标准答案，因此更值得我们冷静思考。无论是令人怜爱的外星人，还是令人颤抖的大恐龙，斯皮尔伯格的科幻世界充满了我们既陌生又熟悉的形象，给我们带来了兴奋和刺激，也激发了沉思和探索。明年，他将在美国科幻频道推出10集系列电视剧《劫持》（Taken），讲的是外星人绑架地球人的故事。
他为何如此热衷科幻题材？“因为其他电影类型各有各的局限，而拍科幻片你可以尽情发挥自己所长，即便那样你仍会觉得创造力匮乏。所以说，科幻片是给想象力丰富的人开的糖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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