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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行走在断裂中的影像诗人 2002年09月26日11:09:02 网易娱乐 绿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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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傍晚，在县城旁边农村的村口，天快黑了，但还能看的清人。一个年轻小伙可能刚卖完东西回来，自行车的两个筐是空的，他没骑车，用一只手推着飞快的跑，一边大声唱歌。那种片刻的欢娱，当生命的欢乐在瞬间迸溅，目睹这一幕的贾樟柯再不能忘。
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路遥的《人生》。它谈的是社会的秩序：“在你懵懂的成长里，当你看到一个小说，谈农村和城市的界限、一个人想到城市里来有多少障碍，他可能会付出道德上的东西，以前你没有发现这种秩序，你觉得每个人的天空是一样的，看了小说你就明白，原来人和人的天空不一样，你知道自己在地球的哪一端，在中国的哪一个地方。”
他到现在都喜欢吴宇森的电影，“他的片子里的主人公总在一个巨大的困难里，依靠一个秩序之外的力量去解决，然后才是他的兄弟之情、伦理之情。”
秩序和打破秩序，窒息生活下细微人性和卑微的诗意，这是他的世界，冷静且狂热。
“我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
“前几天看安冬尼奥尼的一个电影，一个人跟妈妈聊天，说：‘我现在熟人越来越多，朋友却越来越少。’我觉得……他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我特别想回山西住上一段，哪怕见到一个普通的中学同学，但他知道你7岁时是什么样，8岁时是什么，在北京我找不到这样的人。”贾樟柯说话时表情不很多，但声音很有表现力，讲到“他说的真好”，有一瞬间的沉默，安静里是满满的向往，如一个儿童仰望着彩虹。
“城市的现代化肯定是个潮流，你无法阻挡，但它太残酷，我们的发展不是自然的，是运动，带有极大破坏性，比如街道，我在汾阳已经找不到一条小时侯玩过的街道，都拆掉了，能够负担你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你很失落，这个过程中，文化发生着断裂。它的力量很大，把很多人都甩在一边。
我希望传统中一些好的、温暖的东西能留下来，比如承诺、感情，信诺。而我们现在是革命式的，是一夜之间改变所有东西。”
不管怎样，贾樟柯已经无法回去，回到山西汾阳他生长的土地，回到蹲在大街上吃饭的伙伴中，回到封闭县城的青春里、那些夜夜不睡的期待。跟他一起逃课看港台录象的朋友们都留在了过去，2002年，32岁的贾樟柯站在北京的街头，心里却想着自己断裂了的过去。
“我现在一年一定会回家两次，春节和8月，春节是走亲戚，夏天就是在朋友家过，今天在这个村子，明天在那个村子，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走在人群里，如果不是衣服的差异，他的方言他的笑容都和旧时伙伴无异。伙伴们知道贾樟柯是个导演，但具体在做什么他们并不清楚，他也不愿意多说。“但我现在很担心，前几天有个中学朋友打电话，说山西什么电视报在介绍我，他们慢慢明白我在干什么，我觉得挺残忍的，干嘛要……当然媒体没有错，但对我来说很残忍，我小心保护的东西^……还是被撕开了。”他不看你，谨慎的选择着用词，极度的冷静让人猜他也有极度的炽烈。
不必伪善的说他们之间没有距离，只是贾樟柯在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一种假像，他知道，自己的世界只在这里，在这些底层平庸的人群里，他可以在世界到处走、参加电影节，可是只有回到这个世界，他才能开始光与影的幻想。
“拍电影只是假装跟他们在一起，拍他们的生活，你觉得也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其实不是，但又能做什么呢？对导演来说，电影都是梦。我拍电影肯定不是为了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给你的梦想，现实给你的触动，现实给你的失意，现实给你的仇恨，现实给你的愤怒——是现实给你的，但给你的那个东西不是现实本身。所以我特别不喜欢“我的摄影机不撒谎”，我们都是撒谎的。”
谈话被巴西进球的喝彩声打断，他静一刻等轰然过去。他很忍耐，因为已经等了那么久。
1995年，他开始写《站台》剧本初稿，觉得自己懂得了父亲，后来放映《站台》，在胶片的开头，他打上“献给我的父亲”。“我特别渴望他能跟我说些什么，但他看完就睡了……我知道他内心肯定有剧烈的活动，只是我们已经不习惯交流”。
《站台》拍摄中，有一幕过场戏，几个人吹笛子拉手风琴，朗诵“风流啊风流”，那个时候，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当年的父亲，“摄影机在转，你看着，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所以就，没有办法控制，任性的一边哭一边拍，大家都吓坏了，摄影师帮我发指令，布好灯，问我要不要拍，我说好。就这样拍下来。”他很自然的说着，好像说的不是自己。是在摄影机后做惯一个旁观者，或者长久的忍耐让他习惯了克制。
本文转自西祠后窗看电影 |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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