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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达尔与《一切顺利》 2003年01月30日10:12:22 网易娱乐 扬米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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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来说，1968年五月风暴的直接参与经验及随后的挫败，无疑构成了一项极为重要的经历，甚至构成了此后许多人思考和创作的一个难以化解的核心。戈达尔无疑是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他1967年的《中国姑娘》，甚至可以看作对一年后事变的敏锐预言。也就在这时，他与法国青年中的毛派分子开始过从甚密，并与青年领袖让-皮埃尔·高兰合作，组建名为"吉加·维尔托夫小组"的制片团体，以《电影传单》直接参与了对五月斗争的表现和传播；在风暴平息后，又以《一部平淡无奇的影片》回顾评论五月事件。随后，小组制作了一系列以毛派立场干预政治的影片，以声音和影像的对抗和互析关系为武器，在虚构与真实、剧情与记录、直接表态与影像组织之间形成一条事关文化政治的独特线路。然而到七十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建构日趋稳定，革命成为遭放逐的神话，解放成为物质丰饶的代称，在一个失去基础的环境中，法共日益关心如何进入政府，青年造反的毛派运动分崩离析。至此，"吉加·维尔托夫小组"不得不宣告解散，1972年戈达尔和高兰合作了一部商业性的电影，这就是由当时的国际影星伊夫·蒙当和简·方达主演的《一切顺利》（《万事快调》）。
 影片涉及的是一对从事传媒业的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和发生在1972年五月的一家香肠制造厂的罢工事件，他们和工厂经理一起被工人堵在办公室里两天两夜。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和听到经理、共产党工会代表、"新左翼"领导人、普通工人讲述他们的见解；看到工厂的作业流程；看到蒙当拍摄广告的工作，听到他讲述自己从68年起的经历和失落；看到方达作为美国广播公司驻法国代表的播音工作，也听到她的失败和烦躁；看到青年激进分子的一次超市抢劫和警察的暴力镇压；看到法国社会各阶层的"标准像"；也看到蒙当和方达共同生活中的争吵与困境。甚至他们的爱情生活也构成了时代的转喻：二人相识相爱于68年五月时对一次罢工的参与，又在72年五月的这次罢工中发现个人生活的破裂。总的来说，这是在"六十年代之终结"之后的西方社会中，对知识分子的个人生活和时代社会的整体状况的一次双重书写，是对参与的无能和表达与再现的失败的一次痛苦反省。对戈达尔，这是他对自己此前电影实践的总结，也是为此后新的探索所设立的可能起点。
因而，了解戈达尔在1972年之后的活动，将有助于对这部影片的理解。就在《一切顺利》之后，戈达尔与高兰最后合作，推出了《给简的信》，内容是对反越战先锋简·方达在越南拍摄的一系列照片的分析，关注的显然是同一个问题：一个国际知名文化人对一场"时代战争"的干预。随后，戈达尔离开巴黎，夫妻二人在一个小城组织"声影制作社"，考虑通过个人的、小规模的、手工业式的制片活动，来对抗在首都日益明显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集权化过程，塑造主流之外的影像生产与发行体系。1973年，制作《我，自己》，提出"真正的政治电影"应该是以自身为题材的"家庭电影"。1974年，是《此处与彼处》，将1970年拍摄的巴勒斯坦解放运动影像与法国消费社会的影像并置，以"与"的关联和差异探讨在"同一个地球"上的生存，这是政治与形式，也是影片内部声音与影像之间的交锋。1975的《第二台》，则是妇女与性问题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表现。1976年，为电视台制作了六集"专题片"《传播面面观》（又名《六乘二》）。在每集的两个段落中，通常第一段分析与社会的某些层面相关的影像资料，在第二个段落则访问某些相关个人。这同样是"与"，是无声图像与分析声音之间，理论话语与个人处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是如德勒兹指出的，对"金钱"和"信息"这当今社会两大最主要中介手段内部"与"的分析。在1976-77年，莫桑比克政府聘请声影制作社担任顾问，协助筹建电视台，戈达尔为他们拍摄了《南北对抗》。1978年，再次为法国电视台制作了《法国/旅程/回程/两个/小孩》，这是以一男一女两个儿童为线索对当代法国社会的又一次分析。随后，以1979年的《人人为己》为标志，戈达尔带着他全部探索的心得重回传统制片体系，开始了二十多年新的辉煌。
 在这些1972年至1979年的影视作品中，"与"显然是一个关键的思考角度，是戈达尔个人介入影音制作的新的立场。如戈达尔自己所说，"我本身更主要的是以两者之间，而不是以某些固定的位置来思考"。而在德勒兹看来，对"与"的使用才是戈达尔这一时期作品中"本质的东西"，它构成了非此非彼、两者之间的一条交界线，"意味着多种多样性，意味着对同一的摧毁"。它不是辩证，因为它拒绝综合，也拒绝最终的回答，它只是一条新的道路，是"最不易觉察"的逃脱和流动的线路。它通过事物（影像）之间潜隐的、藏匿着的界线的发现和划出，使意识形态中被整合了的"社会景观"发生分裂，从而使差异和多样以及矛盾显现出来。这一分裂也许是微小的、近乎不可见的，却是博德利亚所谓全面"类像"化的消费社会中可能的反对力量，是"一种交界线的微观政治在对抗一种大整体的宏观政治"，是经典意识形态概念失效之后的分析姿态，也许是退守的和个体化的，但有效。"正是在这条逃脱线上，事物在发生，生成在进行，革命在出现"，德勒兹说，在退行中睁开的锐利双眼，听到的变调声音之下的"沉寂和结巴"，倒后镜中的风景。
在这样的背景中，《一切顺利》就可以看作是对"与"的一次预演。影片一直都在众多的双重层面上运作。金钱与艺术：一开始出现的就是一叠支票，一只手在一张张地签署，那是《一切顺利》摄制所需要的各种资金。制片工业与个人追求：需要两个"有出演爱情戏经验的"国际影星才能筹到资金，但他们在片中却没有什么"爱情"的机会，甚至没有名字。私人生活与社会叙事：无论在工厂、在各自的工作地点、在共同生活的房间中，二者都不可分离。而且许多场景在影片中都被再现，或是对同一个动作不同机位拍摄后直接剪在一起，如开头处方达与蒙当在林中散步和二人争吵时蒙当起身的动作；或是已发生的场景在随后的时刻中复现，这在工厂段落中多次出现；或对同一场景进行两种不同的讲述，如结尾处蒙当与方达在咖啡馆的相遇。这也是一种"与"，是影像的不同角度，是影像组合的不同意义。
 戈达尔的"与"，也是声音与画面之间的"与"，这是对有声电影以来两种表达媒介的关系思考。在《一切顺利》中，戈达尔拍摄了许多人物直接讲述自己立场见解的漫长段落。有些人物是一直面对着摄影机的，他们是工厂经理、共产党工会代表、蒙当和方达。但只有经理是在独白，他用夸张的表情和肢体语言配合自己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流畅讲述：我们进入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工人和管理者是同等重要的生产者，一个丰裕的社会不再存在阶级斗争等等。而工会代表和两位主人公的讲述，则明显有对话的特征，尽管我们看不倒也听不到对话者，但他们不时停顿，露出倾听和思考的神情，认真地组织语言。在"新左翼"代表和工人讲述时，他们却时时处于画面之外，我们只能听到声音，看到其他人不明朗的表情。而在他们正面出现在画面中时，人物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却发生了变化，回应和讲述之间一直是断裂的。另外，在一个段落中，工人相互之间的对话是无声的，我们只能看到他们的嘴巴在动，至于在回答外人的问题时，才能听到他们的喊叫。当然，这可以说是由于玻璃的隔音，但也正体现了德勒兹所说的戈达尔影片中提出的一个问题："如何做到让那些无权讲话的人讲话，让那些声音具有反对权力的斗争性呢？"当然，这里戈达尔表现的是这种声音的困境。除了经理，这个社会体制中理所当然的有权者，其他人的声音都是困难的。特别对体制底层和体制外的人，他们的讲述，更是只能断断续续，甚至自我错乱，形成信息最下层"某种沉寂一类的东西，或者类似结巴的东西，或者喊叫一类的东西"。这是对知识分子不可轻易代言的清醒，对电影制作者可能掌握多少事实的反思，障碍既是体制的，也是人际的。
最后，忽然发现戈达尔的个人生活史和他的电影制作史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平行的"与"的关系。1961年，戈达尔与安娜·卡利娜结婚，直到1967年离婚，卡利娜几乎一直是他唯一的女主角，这也正构成了他电影的第一阶段。1967年与安娜·维亚泽姆斯基结婚，后者立即成为《中国姑娘》的主角，戈达尔也开始了电影的新阶段，到1979年二人离婚，又正是《人人为己》产生的时刻，也是延续至今的"第三阶段"的开始。这一个"与"似乎说明，有时候关注八卦，还是很有道理的。本文版权为原作者与网易共同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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