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之前，导演吴宇森获得香港浸会大学颁发荣誉博士。数周之前，同一地点，演讲台上站的是周润发，两位在好莱坞多年的大明星和大导演面对学生时，说得最动情的，是要拍中国人自己的电影。
周润发说：“外国导演对我的了解不深，在他们的电影中我没有自己的特色，要看我好的演出还是要回到中国人的地方看华人导演拍的片。”
吴宇森则说：“在美国拍片，要应付复杂的政治游戏和人际关系。我希望用中国人的班底，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拍大片的能力。”
经历过好莱坞，他们都明白异邦电影制度的游戏规则，回头看，中华文化的深厚根源，是无法改变的血浓于水。好莱坞归来，要寻找的，正是这样一份经历不同文化冲刷之后的身份认同。吴宇森后来的电影已经很西化，但他说“依然要在西化的电影中，保留一点自己的风格和符号。”即使在《Paycheck》的后半部分他已经无法再对剧本进行大量修改，即使他说“今天已经厌倦了拍大型商业片”，但他还是想坚持“在商业电影中找到一小段让自己真感情流露的机会。”
凌晨时分，当我再看一次多年前的《英雄本色》，16年过去了，悲剧英雄在生死关头的友情依然感人。周润发的台词言犹在耳：“我已经衰了三年，我现在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釜底抽薪，豪气干云，正是当年的导演心声。这部片也是吴宇森最失落时期的写照，他也因此而翻身。二十多年的电影路上，师傅、朋友聚散有时，但他在重提往事的时候，始终不忘感谢当年的朋友、去世的恩师。
黑泽明、梅维尔、杜鲁福、张彻、新浪潮、友情、英雄、好莱坞、中国人……这些构成了吴宇森这次香港之行的关键词。当有人问吴宇森如何评价张彻的电影和昆汀·塔伦蒂诺向武侠片致敬的《Kill Bill》时，他说：“张彻是真正的暴力美学大师，塔伦蒂诺的影片在用漫画的形式向香港的武侠、警匪片、日本的武士道电影致敬，但缺少了张彻电影中的大仁大义。”
从中国武侠片里的大仁大义，到表现牺牲精神的慢镜头，从蒙太奇剪接里飞翔的白鸽、圣歌到枪林弹雨的暴力美学。从香港、好莱坞到大中华，从不同颜色的光影里走过。有些人离开了，又回来，有些地方曾经辉煌，又归于平静，有些潮流，去了又来。在变幻年代中，是什么在光影历史中留下回忆？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远离庙堂，其实身在江湖。遥望过、离开了便会更清晰地看清楚那一片土地。从周润发到吴宇森，他们发出的其实是同一种声音——未来华人电影将会走向合作与发展，在相近的价值、语言、文化、传统中寻找共同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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